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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副總裁患漸凍症 想救5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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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十點人物志的名人專訪欄目“向少數人提問”。這次,我們采訪到了漸凍症抗爭者、原京東副總裁蔡磊,前往他住處、工作場所,拍攝了他與妻子段睿的日常,並展開了幾次深入對話。


他身處絕望,可即便如此,他曾經相信的,今天依舊堅信不疑。我們書寫他的故事,因為時代越難預料、世界越不確定,這種“相信”就越是令人好奇。

采訪 | 三金、章魚


撰文 | 三金

十點人物志原創

蔡磊的人生在他41歲那年被劈成了兩半。

回顧他的前半生,“奮斗”幾乎是唯一主題:

從河南商丘小城的普通家庭考入中央財經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參加國家部委公務員考試,超出錄取線幾十分,卻選擇加入世界500強排名前十的三星集團,在中國總部擔任稅務經理。29歲時,他已經是世界第一大房地產集團總稅務師。2013年,他帶領團隊開出了中國大陸第一張電子發票,30多歲當上了京東集團的副總裁。在家庭上,他通過相親認識了現在的妻子,迅速走入婚姻殿堂,並成為了一個父親。

上學、立業、成家、奮斗,這是一個完美符合社會期待的人,41年,從未偏航。

2019年9月,他確診“漸凍症”——被列為世界五大絕症之首,治愈率為0,絕大多數患者將在2-5年內死亡。這個發病率僅有十萬分之1.6的疾病降落在他頭上,准備一步步奪走他如此奮斗四十年得來的一切。一時高漲、一時沮喪,昨日不可留,未來多煩憂,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經歷6個月的焦慮失眠之後,蔡磊再次握緊“奮斗”的人生之繩,站起來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他一步不停,每天工作16小時,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漸凍症科研數據平台;籌集資金、整合資源,將漸凍症藥物研發加速20-50倍;發起第二次冰桶挑戰;促成中國第一批漸凍症遺體和腦脊髓組織捐獻,7個月時間,有約1000位患者簽署捐贈協議;籌備“破冰驛站直播間”,開始直播帶貨,希望通過商業形式持續為攻克漸凍症提供資金支持。

“這是我的最後一次創業,我知道,創業意味著反復失敗。”

今年是蔡磊確診的第4年,他相信的“奮斗改變命運”是否還在發揮作用?一個從不休年假、用別人的雙倍速度回答人生考卷、並習慣性拿滿分的人,如何面對“停止作答”的那一刻?他怎麼看待自己前41年的人生?又要如何渡過這極其有限的“未來”?倒計時轟鳴作響,他後悔過嗎?

這是蔡磊的故事,卻絕不僅僅與他有關。蘇格拉底說,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一過的。如果細細省察蔡磊的人生就會發現,他身處絕望,可即便如此,他曾經相信的,今天依舊堅信不疑。時代越難預料、世界越不確定,這種“相信”就越是令人好奇。



“你能過來幫我推一下眼鏡嗎?”

“向內推,不要向上……好,如果推得太進去的話,我鼻子兩邊會很疼。”

狹小的房間,蔡磊端坐在窗前准備接受采訪,手自然搭在椅子旁。

半小時之後,他感覺到手腕麻了,想要換一個位置。這個動作並不簡單:他得先讓無力的手指挨著褲縫,挪動身體讓手臂抵著椅子扶手,“啪”地一下翻過去。在旁觀者看來,他只是讓五根手指聚攏在一起,不安而細微地拱動了一會兒。

但現在,采訪還沒開始,他主動向我尋求幫助。這樣的“求助”在他確診漸凍症的4年中發生過太多次,以至於他可以熟練地指揮一個新手。



盡管已經查閱過許多資料,幫他推眼鏡時,我才真實感受到這種疾病的可怕。

它保留了思維,讓你依然可以暢想宇宙,靈魂卻被關在一具軀殼之中,上了鎖,哪怕最優秀的醫生也找不到鑰匙。面對車禍、燒傷或者其余的外部創傷,看到累累傷痕,我們能知道眼前的人傷得多重。但蔡磊身上正在發生的事,外人難以體會,哪怕他正被針扎火烤。

“直播間裡大家說,‘蔡總今天看著氣色挺好的啊’,他們不知道,我這個病一直到死亡之前,多數氣色都跟正常人一模一樣。”

漸凍症,學名是肌萎縮側索硬化(ALS)。和阿爾茲海默症、帕金森綜合症一樣,是一種神經退行性疾病,無藥可治,唯一口服藥力如太也只能延緩患者生命2-3個月。

最著名的漸凍症患者是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依靠著整個國家的支持和自身堅定的信念,他奇跡般地活了55年。蔡磊說,這是每個漸凍症病人難以企及的幸運。

202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ALS患病率為每10萬人中2.97人患病。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樊東升說,攻克漸凍症的醫學難度在於,“這個病解決了,那人類長生不老的問題就也能解決了。”



目前,中國約有10萬個家庭正在面臨這種疾病帶來的崩潰。2-3年只是自然死亡的時間,有人為了不拖累家人而絕食,也有人被家人放棄。

在蔡磊的病友群中,曾有一位病友三四天聯系不上,後來重新出現在群裡,說家人拔掉了她的眼控儀,沒有眼控儀她就無法跟別人交流。群友們一度群情激奮。可沒過幾天,她的家人開始在群裡售賣二手呼吸機。

蔡磊說,那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信號,這意味著她已經死亡。

坐在我面前的蔡磊,雙手雙臂已經癱瘓,失去生活功能;雙腿勉強還可以走路,但很容易摔跤;身上沒有肌肉,面部肌肉也開始漸漸萎縮,這會影響到他的說話和吞咽,“每說一個字都需要竭盡全力,才能把音發准一點”。



2021年,蔡磊還可以依靠食指和中指在手機上打字,半年後,只能依靠腳踩裝置操作鼠標,回復信息。

最糟糕的是,由於喉肌萎縮,他常常嗆咳,喝一口水對他而言都有生命危險。

“其實已經在死亡的邊緣了,我同期的病友大部分都死了。”

去年年底席卷而來的新冠病毒感染,讓他第一次體會到接近死亡的一刻。所有人都倒下了,他不忍心去叫醒高燒昏睡的妻子,一個人在床上躺了10個小時,滴水未進。咽喉裡持續有黏痰——卡痰窒息是漸凍症患者常見的致死原因。

他看著窗外的一草一木,幾乎以為那就是他人生最後看見的景象。還好妻子醒來,給他端來了一杯水。



“沒什麼,中國每天都有約60名漸凍症患者去世,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當然也可能會是我。我坐在你對面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但我可能隨時會死。”死亡,成為他每天都在經歷的事情。

在那之後,他又經歷過幾次嗆咳。蔡磊告訴妻子,盡管從三年前確診那一刻起,他一直在練習接受死亡,但總有遺憾和不甘。直到最近,他變得坦然,因為自己已經做了所有該做和能做的事情。



蔡磊的家和工作地在同一個小區,走路5分鍾。隨著他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步行時間也漸漸變長。小區綠化做得很好,4月份的北京草長鶯飛,割草機轟隆開過,綠化帶的噴頭裡蕩出一道道彩虹。蔡磊只是盡快走著,為了防止摔跤,他的生活助理一路陪同。



面對身體的變化,蔡磊很坦然。他比較擔憂的是留給他的工作時間已經不多了。無法獨自喝水吃飯、坐不起來、蓋不上杯子、去不了洗手間、甚至很快會發展到無法說話,“那你說,我要怎麼跟別人溝通工作?”

蔡磊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早上妻子段睿和阿姨(生活助理)會幫他洗漱、穿衣,吃完早餐,他們一塊步行到另一棟單元樓內的辦公室,在一南一北兩個房間辦公。

他的主要精力在科研運營,對接各方資源,偶爾要去拜訪科學家、醫生,就藥物研發進行探討。等到中午12點,段睿忙完會計事務所的工作,開始准備晚上的直播事宜:選品、比價、做PPT、看數據、排品、管後廚、與商務溝通……馬不停蹄忙到晚上七點,直播也就開始了。

蔡磊會參加一周五天的直播,坐在段睿旁邊,偶爾提醒一句,讓大家購買“自己真的用得上的、有需求的東西”。他不希望利用大家的同情心,讓觀眾非理性消費。這個在各大公司摸爬滾打多年的男人深知,如果要讓直播間持續下去,就不能是一錘子買賣,“要符合商業邏輯”。





蔡磊與妻子段睿在直播間

晚上10點半下播,段睿開始做直播復盤,蔡磊會回到工位前繼續處理工作,11點12點方才離開辦公室回家洗漱,入睡往往得到凌晨一點多。幾乎每天都是如此。

我試圖找到這場疾病帶給他的變化,想知道他在“抗爭”之外是否也曾咒罵過命運的不公,是否經歷過心態的調整、克服與轉變。我預設這個故事是鼓舞人心的,卻發現這與我們常見的勵志故事並不相同——我以為會看到人身處逆境綻放的樂觀積極,但蔡磊深知自己每天都生活在理性的絕望現實之中。

“我沒有調整。確診後的兩個小時我就去開會了。”

“我沒有轉變。醫生想讓我吃抗焦慮的藥,我說我沒有焦慮。如果吃藥,我白天的工作狀態會很差。”

“我不認為有太多困難。打擊和失敗是人生的常態,這很正常,我會思考如何解決。”

“我不懷疑,也沒有猶豫。難道一定要救活我,才能做這件事情嗎?一開始,我只是想要發揮我的能力,幫助醫學家和科學家加速攻克漸凍症,僅此而已。”

蔡磊質疑地看向我,為什麼一定要在確診的4年中尋找一個“轉折”。

他坦誠自己確診後有6個月無法正常入睡,“但那是每個人面對死亡時的潛意識恐懼,無法克服”。

剛住院時,醫院晚上10點統一熄燈,蔡磊會在熄燈後習慣性地在手機上處理工作,仿佛只有在工作、鑽研文獻時才會暫時忘記自己病人的身份。一旦躺下,潛意識中的絕望和焦慮立刻奔湧而來,閉著眼比睜著眼看到的東西還要多。一直到五點,護士就要來抽血了。

蔡磊並不介意被視為“工作機器”。他說,就算早知道會得這個病,他還是會一心撲在工作上。不單單是因為他得到的正面反饋足夠多,也是因為當他毫無防備被絕症推下深淵時,是奮斗的慣性狠狠拽住了繩子的另一頭,把他從深淵裡一點點拉起來。

越是迷茫無助,他越是緊緊拽住這根繩子,絲毫不敢松手。



蔡磊出生在河南商丘,“一個五六線城市”,小時候住的是四面漏風、壁虎蟲子爬來爬去的簡陋平房。在這種條件下,他從小便知道,要想過上好的生活,就要比別人做得更好,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五年級開始,他每天四五點起床,跑步、打拳、背英語,強制自己用一半的考試時間提前交卷,依然要拿滿分。他要靠勤學苦讀走出小地方、走向大城市,改變人生命運。

高考後,他夢想在北京大學學習最愛的空間物理專業,當科學家、去探索宇宙。但父親在他高考後的志願上填了財經專業。在窮人出身的父母眼中,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傍身的技能養活自己已經很好了。

家裡的現實條件沒有給他反抗的機會,他因此抑郁了3年。

緊接著,現實也容不得他繼續抑郁了。大三那年,年僅47歲的父親去世,為了治病幾乎花去家中所有的積蓄,趕緊畢業、掙錢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

“對我來說,苦的不是讀書,苦仿佛是我人生的底色。我經常形容自己‘苦大仇深’,堅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這也是父親從小灌輸給我們觀念。”從小到大,作為蔡磊,他的信念、行動和追求從未改變。無論他做了多少、做得多好,他也說自己“沒有感到過特別快樂和滿足”





奮斗之外,繩子那頭還牽著更多東西。

住院後,蔡磊認識了病友老朱,40多歲,人很憨厚,是河南的一名公職人員。


面對漸凍症,不管是毫無尊嚴地活著還是意外凶險地死去,都很難讓人接受。同一病房的四五個病友曾經研究過路線、流程和費用,想要組團去死。

可老朱從不參加這樣的討論。

他兩個孩子在上學,妻子沒有工作,他是家裡的唯一收入來源。

“我死了就死了,但能多撐兩天就多撐兩天,能多領幾個月工資,老婆孩子就有飯吃。”

閒聊時,老朱知道蔡磊怕打呼嚕,之後每次都等蔡磊睡著了,他才休息。

“這麼好的人,為什麼不能多活幾年?”

第一次,蔡磊不再想著怎麼努力超越別人,如何成為強者。他已經足夠強大了,強大到可以幫助別人。

蔡磊現在還記得,他和老朱站在病房的窗戶前,看著樓下一個撿垃圾的流浪漢,眼裡心裡全是羨慕。他覺得,這大概就是上天交給他的使命:病很殘酷,所有病人都無比絕望,你現在擁有的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



41歲,如果更早一些,他還沒有積累這樣的能力和資源;如果再晚一點,他可能也幹不動了。蔡磊覺得這是“天時”。“我還能戰斗,那我就該去戰斗。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努力,還能奢望別人為我們努力嗎?”

截至目前,他已經能夠觸達到全國一萬多名患者,每一個微信群裡他都在,他能准確說出很多人的背景情況、家庭狀況、病情進程和目前的狀態。他曾經也懷疑過“為什麼是我”,但當幹巴巴的數字變成一個個活生生、有溫度、還在努力生活的人,他不再問了。

“每個人的震驚、痛苦、無助,以及反復在希望和絕望中徘徊搖擺的狀態,都是我切身經歷過以及正在經歷的一部分。”



拍攝時,有病人家屬來找蔡磊,說起自己的情況。

蔡磊經常會出現在病友群裡,鼓勵大家或者匯報藥物研發的最新進展。一位病友說,看到他出現就像看到了希望。“希望”不是說一種藥必須出來、一定有效,而是你看到有人在推動這件事,它在發展,它不是靜止的,這就是“希望”。

這位病友46歲,患病已經3年,現在只有左手大拇指可以動。她中年離異,70多歲的母親再也無法照顧她,最近被送進了養老院。

蔡磊介紹說,她原本靠在廚房給人切菜,一個月掙3000元,患病之後徹底沒了收入。因為沒錢治療,只能喝一些便宜的、療效不明確的藥劑,聊以慰藉。沒有事情做,她便躺在床上,用那根唯一可以動的大拇指刷手機,在絕望生活中尋找一點變量。她知道,即使有突破,自己也沒錢治療。



蔡磊說,微信群裡每天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有很多傷人或感人的故事。他都會看。我問他,這種頻繁發生的、令人對生命失望的故事是否曾讓他懷疑過。

“這不是失望,這是絕望中的絕望。而我從不懷疑。”

蔡磊聊起自己與英國機器人科學家彼得·斯科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對話的經歷:2017年,彼得被診斷為漸凍症,不願認命的他通過多次手術將自己改造為“半人半機械”的狀態。他在身上接入了4 根管子,分別用於進食、呼吸和排泄。



他的行動和標志性的樂觀笑容曾經感染過無數患者。然而去年2月,他在社交平台上說漸凍症導致他雙眼難以閉合,因為眼睛幹澀,他無法使用眼動追蹤繼續與人溝通。

2022年6月,他去世了。

彼得的樂觀讓蔡磊印象深刻。彼得並不覺得被困在身體裡令人沮喪,他“享受”癱瘓的秘訣是,想象自己“像一個慵懶的皇帝,坐在那裡接受別人的關照”。


科技和醫療是與病魔抗爭的利劍。彼得的選擇是“如果所有門都被關上了,那就想辦法穿過牆”。

蔡磊告訴彼得,“如果所有門都關上了,我就撞破這扇門,砸開這堵牆。”

他要的不是絕處逢生,他要改變世界。



被卷入其中的不止他一個人。在采訪蔡磊之前,我先見到了段睿,他的妻子,一個臉圓圓、總是帶著笑意的女孩兒。

她捧著一本書走進辦公室,還沒見到人,就聽到她的聲音:“這本書寫得真是好極了!”

從家到辦公室五分鍾的路程,她看著書走走停停,還不小心被綠化帶的噴頭“嗇z繃艘簧硭

段睿比蔡磊小11歲,在北京出生長大,北京大學藥學專業本碩連讀,之後在外企從事市場工作,自由又獨立。

段睿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清晰的規劃,被介紹相親時,她轉行到財務領域已有兩年,收到蔡磊的簡介,她想,“去交流一下業務也不錯”。

對這樣“各方面都很優秀的女孩兒”,蔡磊也沒有抱什麼希望。他從20多歲開始相親,最後都不了了之,那次赴約也只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證明他仍在努力。

但後來,蔡磊說那是他這輩子做過最正確的決定。

“我訂了餐廳靠窗的位置,女孩推門進來,黑色的羽絨服,簡單的馬尾辮,眼鏡有點起霧,卻擋不住鏡片後彎彎的笑眼。”

他們似乎有聊不完的話題。

第二周,蔡磊邀請段睿去聽他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課,段睿是沖著課,他卻是沖著人。吃飯時,他突然向段睿求婚了。蔡磊在自傳中寫道,女孩兒笑眼彎彎,點點頭說:“好呀!”



采訪中,段睿回憶自己當時可沒那麼利落:“我還是得考察一下他的真誠程度,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吧,但我心裡覺得是可以繼續發展的。”

僅僅相識三個月,他們結婚了。朋友調侃蔡磊從來標榜理性,居然也會閃婚。蔡磊回:“遇到對的人,當然要毫不猶豫。”

他們都是對工作充滿熱情的人,當被問及平常如何維系感情,段睿說:“好的感情是不需要特意去維系的,就像我們也不會特意去維系和父母的關系,不是說我要給媽媽一個驚喜,她才會愛我,對吧?”

確診之後,蔡磊向段睿提出離婚

他體驗過家人重病的絕望。大三時,他跟母親、哥哥輪班照顧父親,父親的身體還是一天不如一天。因為病痛,父親的脾氣越來越暴躁,對著家人破口大罵,罵得最難聽的時候,他不能自抑地想過:“我們都死了算了,只要這一切能結束。”他們剛剛結婚一年,“沒必要弄得那麼痛苦”。但段睿哭著說:“你想都不要想!結婚不就是為了相互提供後盾嗎?現在我就是你的後盾。”



蔡磊與段睿

段睿眼中的蔡磊沒有成功人士的光環。蔡磊會在五周年結婚紀念日送她一只變色青蛙。她興致勃勃向我描述青蛙吃蟲子的樣子,坦白自己現在也沒想明白這只看著傻乎乎的青蛙該怎麼養。



段睿腰疼,蔡磊會一聲不吭去調整書房桌椅的高度。

搬家時,蔡磊會打開地圖,給她規劃出一條有樹蔭、沒有汽車尾氣的、更加安全的路。

“他如果現在讓我抽出兩小時陪他浪漫一把,我才覺得奇怪呢。我也沒時間浪漫。”

可是,當“後盾”並不容易。蔡磊身體一天天變差,段睿需要照顧他的衣食住行,生活助理因為受不了巨大的工作量換了一個又一個,但段睿不能走。

吵得挺凶的一次,蔡磊希望段睿能夠停下自己的會計事務所,全職加入到直播和藥物研發的工作中來。他的團隊不斷有員工離職,再高的薪水也留不住人。“他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充滿前景的,而不是把時間浪費在看不到希望的事情上,這很正常”。

他理解員工的選擇,但對妻子,有時卻多出幾分苛求。

段睿的會計事務所經營得有聲有色,她不願意回到原本的藥學領域,為此哭過很多次。她告訴蔡磊,“這個社會對女性是有標簽的,我會面臨很多無形的壓力,我需要你顧及到我面對的這些壓力。”

段睿告訴我,她是一個謹慎而悲觀的人,她無法面對那麼多次實驗的失敗。每次得到一個成功的數據,她不會興奮,只會重復實驗以證明成功的偶然。這是她當初離開藥學領域的原因之一。



蔡磊偶爾會抱怨段睿沒有立刻放下工作來照顧他,研究沒有進展時也會跟妻子吵嘴賭氣,“你根本不願意陪我”,事後想起來又感覺自己在無理取鬧,“我怎麼能說這種話?如果她放下所有工作來照顧我,那還是我欣賞的她嗎?”

一起接受采訪時,蔡磊很少說話,變得溫和而鎮定。聊到青蛙時還露出幾分得意的神情,感覺自己禮物送得不錯。聽到段睿的一些表達,他感覺不太合適,等段睿說完才慢慢補充:“段老師接受采訪比較少,有些話可能比較直接,她的意思是……”



段睿跟著點點頭,視線相撞裡有種說不出的默契。我坐在對面,漸漸意識到,愛的唯一缺點是,我們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完整地表達愛。這路上有海嘯過後的一片狼藉,而他們還會在狼藉之上繼續生活。



蔡磊桌上擺著三尊孫悟空,這一角色是他這些年的精神寄托:從容淡定,毫無畏懼。他必須滿懷希望,才能將希望傳遞給更多人。

可是,希望真的存在嗎?

蔡磊介紹說:“過去3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關於漸凍症的藥物研發有14款。從2020年下半年到今年,藥物臨床有27款,也就是說這三年做到了過去三十年的兩倍。而實際上,很多藥品進入臨床階段比較困難,還停留在動物實驗上,我們實際推動和跟進的超過100款。”

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大的進展。蔡磊卻不以為然:“非常大。但加速20倍不一定成功,加速100倍也不一定成功。”

他突然反問我,“你覺得我做這件事情有希望嗎?”

猶豫了許久,我誠實地說,我不知道。

蔡磊說他能理解,“生病之前,我覺得人類科技發展這麼快,未來我們都能活到120歲,生病之後才發現,人類的科學進步還遠遠達不到我們所想象的。漸凍症,我們至今連病因都搞不明白,更別說從哪裡去攻克它。不少專家對我同情或敬佩,但內心其實多數都覺得,‘蔡磊做這件事沒有任何希望,蔡磊的生命時間已經來不及’。我也看到過這樣的報道,‘蔡磊的故事結束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你也認為這個故事結束了嗎?”我問。

“沒有結束,不會結束,只要我活著。”他看著我。

這段對話發生之前,我曾問過段睿,她會如何給大家介紹蔡磊的故事,這個她也身處其中的故事。

她笑眼彎彎:“人類文明這麼多年,我們不缺一個閃光的靈魂,不缺一本偉大的著作。但卻很少有一本書是邀請你和我們一起寫的。故事還沒結束,誰也不知道它最終會走向何方。我希望,結局裡能有我們每個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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