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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鏡頭裡是母親被時代拋下一生

2023-10-10 | 來源: BOSS直聘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994年4月24日，彭佳的爸爸在寶寶相冊裡寫了一句話給5歲的女兒：彭佳，萬萬不能走你媽的路。

這句話對彭佳的影響，可能比想像中更大。2013年，彭佳大學畢業一年後，她回到了家鄉，進入某大型國企工作，成為一名工程師。

這家國企，是她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工作過的地方。對於彭佳來說，這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她不敢辭職，潛意識裡，她不想復制李愛軍的“失敗”人生。

李愛軍只活了短短47年，人生前半段有過得意的時光，有錢的時候喜歡買鞋，鞋盒子能從牆角堆到房頂；人生後半段落魄時，需要靠吃低保生活，照片裡的襪子底都是污黑的。

她放棄過很多普通人難以割舍的東西，包括體面的國企工作，包括完整的家庭，包括4歲的女兒彭佳——李愛軍到底愛不愛自己？這個問題折磨了彭佳20多年。

這本名為《mama》的攝影集，創作開始於2020年。它是彭佳走出近十年抑郁內耗的開始，也是她漸漸理解生母的開始。2022年，在《人物》雜志的采訪中，李愛軍與彭佳的故事，被定義為：這是一個理解母親的故事，也是一個女孩自我修復的故事。

其實，對於彭佳來說，這個作品的誕生，還是一個促進改變的故事。2023年2月，《mama》的紙質版作為獨立刊物發行。2023年9月，它又獲得第四屆中國青年攝影推廣計劃鯤鵬獎。這意味著，彭佳有了新的職業選擇：從一名工程師轉型做攝影師。

什麼樣的領悟，能讓一個人恢復選擇人生的勇氣？上一代人度過一生的方式，會對下一代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每一代年輕人都想過與父輩不同的人生，他們如何才能互相理解？

通過這本《mama》中兩代人的拉扯，我們想試著找找可能的解釋。

一個時代的耗材，還是一個女人的詩歌

在母親李愛軍的人生裡，彭佳曾經是不被選擇的那個選項，之一。

李愛軍跟著一個騎著摩托車的男人離開時，彭佳只有4歲。在她記憶裡有一個場面：她跟著摩托車後面，追呀追，一直喊，但李愛軍一次都沒有回頭。

這段不一定真實的記憶，是彭佳在李愛軍活著的時候最後一次追逐她的影子。第二次追逐，發生在李愛軍去世之後，彭佳一張又一張地掃瞄李愛軍留下的照片，並一次又一次地自問：照片裡的人是誰？她跟我有什麼關系？

彭佳試著復盤李愛軍的人生，想找到她墜落和下滑的關鍵點。

影集裡的第一張照片，是李愛軍人生第一個婚禮。紅色的西服裡露出一點白襯衣上的領結，扎起的頭發上插了一圈紅色的花，耳環上都綴著紅色的珠子——這是1980年代時髦青年的結婚標准打扮。微笑的新娘明眸皓齒，有著任何世俗標准都得承認的美麗。

世界上最殘酷的事情之一，是眼看著美麗被歲月侵蝕消磨。

生於1965年的李愛軍，也曾經是那個年代光榮的“大廠子弟”。她的父輩，是從東北來到西安支援三線的老工人。支援三線這個詞，有著鮮明的歷史印記：從1964到1978年，東北向三線內遷事業單位200個，人員100萬，援建項目300個，對三線地區的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李愛軍成年後的1980年代後期，迪斯科、搖滾樂等新潮的生活方式漸漸成為年輕人的日常。李愛軍與彭佳的父親就是在迪廳裡相識相愛並結婚。因為結婚年齡沒有達到國企內部的要求（離規定的適婚年齡還差半年），李愛軍放棄了國企的工作，並通過男方的家庭關系，進入了國企附屬的食品機械廠。

關於這次轉職的理由，彭佳的父母雙方長輩有不同的解釋。彭佳的姥姥說，李愛軍是為了愛情扔掉了鐵飯碗。但彭佳的奶奶說，李愛軍只是因為身體不好，不想在原單位當工人。但無論哪個理由，這個選擇都顯得缺乏遠見——1993年1月份，食品機械廠就倒閉了。

李愛軍放棄第一段婚姻的時間，是1993年9月。堅持離婚的理由，可能是在婚姻裡找不到幸福。彭佳的父親是個攝影愛好者，一到雙休就不著家，有時候甚至會請十天半個月的假出去拍東西。但從彭佳的父親角度，他覺得李愛軍只是嫌棄他沒錢。

此後，李愛軍談過幾場戀愛，大約在1995年左右才進入第二段婚姻，對象是一名“在當地有錢有勢”的男人。但這個男人也沒有給李愛軍帶來安穩與幸福。李愛軍懷孕了，但在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下，這個孩子屬於超生。為了留下孩子，她一個人去了新疆生產，回到西安之後，假裝這個孩子是抱養的，但終歸沒有瞞住。於是，為了保住男方的工作，1998年，她又一次離婚。

失去了家庭和工作的李愛軍，在前夫的資助下，開了一家桑拿浴室。影集裡有一張照片，是李愛軍和兩個小姐妹站在掛著“芙蓉浴”牌子的一處平房前親密合影。雖然房子看上去簡陋，院牆斑駁，招牌也有點敷衍不顯檔次，但她笑得如此燦爛。

在那個時代，桑拿浴，屬於公務消費和私人消遣的熱門場所，據說，1996年，全國桑拿浴多達一萬家，每年要“洗”去100億元人民幣。李愛軍的桑拿浴應該有過一段時間的紅火時光，彭佳記得奶奶曾對她說起：你媽可有錢了，“穿的涼鞋都是皮的”。

桑拿浴的關停是在千禧年前後。在全國加強娛樂、服務場所管理的大背景下，為數眾多的歌舞廳、桑拿浴、電子游戲廳、發廊等場所遭遇嚴打。

做不成女老板的李愛軍，選擇了南下廣東，接一天20塊的發傳單工作，睡大通鋪，尋找一切能賺到錢的零工機會。沒過兩年，她又回到家鄉，想從母親那裡拿錢開商鋪，被拒絕了——母親怕她騙錢。商店開不了，就又開麻將館，還在鄉下包了一片地，種小米，養雞，養兔子。

圖：彭佳很在意這張李愛軍抱著羊的照片，她從中能讀到快樂的情緒

李愛軍的後半生，沒有體面的工作，也沒了能長久做下來的事情，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桑拿浴生意最賺錢的階段，她買了一處房子，這成了她貧困半生最後的兜底。到了2007年，她又申請了低保，一個月能領300多塊錢。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發現兒子可以靠打游戲賣裝備賺點錢，40多歲的她也打起了游戲。

她留給女兒彭佳最後的禮物，是親手打的一幅小女孩圖案的十字繡。

在影集結語部分，彭佳寫道：如果去世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希望她在那邊能有錢且快樂。

“萬萬不要走她的路”，就能幸福嗎？

彭佳把李愛軍的人生概括為“時代的耗材”，在各種選擇之後節節敗退，越過越糟。

但同時，她活得有勁，敢愛敢恨，說走就走，不被任何一個角色定義或束縛，包括作為母親。她不是那種會因為愛孩子而忍受不如意婚姻的母親，她選擇了做自己。就像8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樣，“跟著感覺走，夢想的事哪裡都會有”。

但不得不說，時代的耗材這個詞，精准地擊中了現代人的切膚之痛。從李愛軍的1980年代，到彭佳的2020年代，時代的列車速度越來越快，誰不曾擔心過自己被甩下？

作為一個准“90後”，彭佳人生的前三十年從來沒有偏離“正確”的軌道。她努力考上大學，選擇了跟父輩工廠業務對口的專業，畢業之後，先是去了一家貴州的國企，過了一年後，又回到了西安，進入了父輩工作生活了一輩子的企業，這一待就是十年。

現在回想起來，彭佳會覺得，從離家上大學算起，一直到現在，她最快樂的日子還是在貴州的那一年。雖然本可以一畢業就回家鄉工作，但她還是不顧家人的極力反對，自己選擇了去遙遠的貴州安順，工資也不算高，實習期月薪只有2000元。

但是，在貴州上班的日子裡，彭佳喜歡上了和朋友們一起騎車出游，騎行很遠的路，去海邊扎帳篷，看白鷺成群掠過水面，聽雨點打在帳篷頂上的樂聲，感受大家一起燒烤聚會的樂趣。那是一種純粹的快樂，也讓她覺得生活是有意義的。

圖：在貴州生活時，彭佳拍過的照片

其實，在大學期間，彭佳就會經常追問自己：我每天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我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在學校裡，在書本裡，她都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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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讀的那所大學，坐落於一座小城郊區的山坡上，環境惡劣，經常有蛇蟲出沒，冬天沒有暖氣時，她和同學們需要靠出門跑步來“取暖”，而到了夏天，彭佳的“招蚊體質”也讓她吃盡苦頭，至今對毒蚊子咬出來的巨包心有余悸。但比起身體上的折磨，她更難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迷茫和無助。學校在地理上的偏遠閉塞，讓她的大學四年就像是高中的延續。

大四的時候，彭佳曾經短暫地作為一家教育機構的志願者，去四川的鄉村裡給孩子們講過幾次課。她喜歡詩歌，就把自己讀過的詩講給孩子們聽。隔了幾個月再去，發現很多孩子都記得她的名字。她特別感動，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價值的。那段時間，她甚至想過，要不要畢業後幹脆成為這家機構的正式員工？但來自家庭的強烈反對，還是讓她退縮了：沒有編制、沒有穩定收入，也看不到上升途徑……意義？畢竟不能當飯吃。從小到大，她耳濡目染的工作價值，與個人理想無關，就是賺錢吃飯的手段。

獨自去貴州，是她唯一一次小小的“叛逆”，但沒能堅持太久。入職不到一年，彭佳生了一場重病，上吐下瀉了半個多月。雖然正規單位的醫保福利卸掉了看病的經濟負擔，但獨自面對一切無人照顧的痛苦，讓她終於松了口，打電話給父親說：我要回家。

回到家庭的羽翼下，回到熟悉的社會關系裡，走上父輩曾經走過的路，看上去就是彭佳逃不脫的宿命。

圖：彭佳的愛貓“貝貝山”。

回家，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最開始回家上班的日子裡，彭佳住在家裡，跟父親、繼母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在一個屋簷下生活。後來終歸還是不適應，就自己搬出來住。

繼母來到這個家的時候，彭佳上小學五年級，經常生病，繼母就得經常放下工作帶她去看病，事情多了，就會不耐煩地催彭佳的爸爸“你帶著你姑娘去看病”。後來，繼母自己也生了孩子，彭佳就會在一些日常小事上感受到微妙的不同。她曾經試過表達自己的委屈，對繼母說，你太偏心了，只對弟弟好，對我不好。但繼母說：不是親生的，我沒辦法。

直到今天，彭佳還沒有完全消化這句話給她帶來的沖擊。她又一次沒能成為首選。

彭佳和繼母之間，關系其實並不差。長大以後，她也能理解，為人繼母，也是一種人生課題，誰也很難堅持做到滿分。在李愛軍離開以後，她曾經對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有過期待，覺得有些空缺可以靠填補，但後來發現得不到，便告訴自己：不要強求。

因為從小跟著爺爺奶奶長大，彭佳與父親之間，也有著一道無形的界限，也許親近，但未必親密。她親眼見到過，父親因為第一次婚姻的失敗而陷入長期抑郁，一度靠天天喝中藥和吃有糖心的水晶餅來緩解情緒。她也一直記著小時候，父親經常把她帶到操場上，讓她自己玩，然後消失很長一段時間，她很害怕，怕自己會被永遠拋棄在那裡，又一次成為不被選的那個。

在彭佳的生母那邊，目前還在世的親人裡，是姥姥、舅舅，還有一個同母異父的弟弟。但生母去世後，圍繞著後事操辦事宜，即使是至親之間，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彭佳夾在兩家之間的尷尬身份，讓她對長輩的態度無奈且無力，只能和弟弟感慨一下家庭關系的復雜，並在《mama》這部作品裡隱晦地表達一下心緒。

熟悉的環境，並不意味著精神的舒適區。所有在世的親人都在一個城市裡，觸手可及，並不意味著如魚得水。而國企穩定的工作，在當地體面的薪水，以及各種隱形福利待遇，都無法緩解一個人無處安放的焦慮。在她所在的環境裡，一個人的成功標准或幸福依據，都是用物質條件來衡量的：錢，權力，配偶，子女數量……

從2017年到2019年，接近而立之年的彭佳，卻陷入了精神上的低谷，需要不斷地做心理咨詢，來緩解自己抑郁和失眠的症狀。心理咨詢費並不便宜，每小時要500元，一周做四次就是2000元。雖然代價昂貴，但這是彭佳唯一能抓住的出口。

她對心理咨詢師說：“我的人生底色是灰色的，這是我的真實感受，不是比喻。浮在最上面的是痛苦，撥開痛苦表層之後就是焦慮，在焦慮的下面就是一片灰暗。我待在那個地方，幹什麼都不會有熱情，也沒有愛好和價值觀相近的人。”

通過做咨詢，不停地回答問題，做表格分析，彭佳把自己的人生做了一個徹底的解剖。生母在她成長過程中的缺席造成的影響，在這些分析中一點點地顯現出來。這時，距離李愛軍的去世已經過去了5年多。

圖：孤獨圖書館出品的《mama》封面，屬於“幻像phantom zine”系列之一。創作這部作品，讓彭佳對生母的稱呼，從“李愛軍”過渡到了“mama”。

這本《mama》攝影作品，源起於2020年。這也是彭佳走出漫長抑郁的一個契機。一張照片，又一張照片，一份日記殘頁，一件廉價的毛衣，一幅十字繡，一包扔在抽屜裡十幾年的番茄醬，一張張住院費用單據，她拼貼著李愛軍的人生，在玻璃渣裡尋找著自己曾經被愛過的證據。

一個在不被選擇的陰影下過了20多年的女孩，想知道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

想飛的心，從未停跳

在創作《mama》的過程中，彭佳是瞞著父親的。作品完成以後，她才拿給父親看，父親沒有明顯的情感波動，只給了句專業評語：“文字還行，圖片差點意思。”

彭佳的父親，在端穩了國企飯碗的同時，從沒放棄攝影愛好。他喜歡拍黑白片，把鏡頭對准各種底層人、邊緣人群，為了拍一些題材，他現在還會坐綠皮火車，住最便宜的旅館，跟著拍攝對象一起吃盒飯。他出過攝影集，還在意大利辦過個人攝影展。用彭佳的話說，“如果他不是我爸，我肯定得尊稱他一聲老師。”

彭佳決定走攝影的道路，也許有過父親的影響，比如小時候跟著父親去拍過外景，但實際上並沒有父親的推動或助力。甚至有一段時間，她會痛恨自己在攝影方面的興趣。她不敢像李愛軍一樣活，但也從一開始就抗拒成為父親這樣的人。雖然父親在攝影圈子裡被認可，但在小城主流價值觀下，一個沒有錢，也沒有幹部頭銜的中年男人，很容易被打上失敗的標簽。

彭佳還是選擇了走攝影這條路，在經歷過長期的精神內耗之後，她終歸需要一個表達自己的載體，而文字和影像，是最容易接觸到的，是伸出手就可以拿起來的。

跟彭佳父親同輩的攝影圈老友裡，有人拋棄鐵飯碗出來創業，做工作室，風聲水起。對方曾經向彭佳父親發過邀請，讓他出來一起幹，但彭佳父親拒絕了——他沒有把愛好變成工作，而他的本職工作是企業宣傳，既不妨礙他搞創作，還能提供不少到處拍素材的便利。

現在，輪到彭佳做選擇題了。只是，她沒有辦法像父親一樣兼顧工作與熱愛。

在她所在的國企，與她工齡相近的同儕裡，不少已經升到管理級別，而且完成了買車、買房、成家、立業一條龍操作。但彭佳入職十年，還停留在基層技術員的崗位上。她缺少對工作本身的熱情，也沒有向上攀爬的動力，更學不會看人眼色巴結領導，連逢年過節送禮這種面子工程都做不來，在飯桌上給領導打圈敬酒時都會有“恥感”。

用彭佳的話說，“我覺得在他們眼中，我就是一個奇葩。”但是，她又補了一句，“但在攝影圈，我屬於超級正常的那種人。”

某種意義上，《mama》的問世，給了彭佳一個新的選擇機會。她獲得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更多願意傾聽和理解她的人，一群新的朋友，新的圈子，新的可能性。她發現，有那麼多人已經不再僅僅把工作視為“飯碗”，他們可以通過做自己感興趣的事，順便把錢賺了。

這種她從前不敢想的可能性，已經有人實現了。她已經很難安穩待在原地。

好作品都是一面鏡子，照出百樣人生

本來，彭佳在創作之初，覺得這只是一部個人化的作品，“我的經歷太特殊了”。但是，當作品被印刷、被報道、被展覽甚至獲獎之後，她發現，這個世上居然有許多人與她深切共鳴。在書展上，她親眼看到過：一個女孩把她的作品從頭到尾翻完，一抬頭滿臉都是淚；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太太看完書後特地過來握她的手。

圖：在2023平遙攝影大展上，《mama》成為獲獎作品

所有對別人故事的閱讀，都是一個重新審視自我的體驗。

客觀地看，通過《mama》，彭佳與去世的李愛軍，互相成為了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對於被書寫者李愛軍來說，這是一個普通生命能獲得的特殊幸運：她47年的短暫人生，無論美麗、決絕、犧牲，掙扎、貧窮、衰老、病痛，死亡，都有了最好的承載容器，可以讓她的生存不會埋沒，不會隨風而逝。

對於書寫者彭佳來說，她一直處在不被選擇中、一直在追問的生命意義，通過這部作品得到了部分的答案，這也許能幫助她翻開人生新的一頁。

只是，當一個故事進入公共領域，任人評說是一種必然結果。人們也許會把李愛軍的人生當做選擇失敗的樣本，總結經驗或教訓。但是很多人會忽略一點，任何選擇都不可能脫離時代背景。比如，放棄國企的工作，確實是李愛軍人生下降線的開始。但是，如果她保住了第二次婚姻，或者作為女老板創業成功，或者通過南下廣東趕上了時代的風口，那麼，“離開體制，勇敢下海”之類的詞句，是不是會寫進她的“成功經驗”？

彭佳現在可以不再被別人的人生所綁縛，不再糾結於被誰放棄。所有的人生都是選擇題，被選擇的不一定就是正確的，被放棄的也不一定就不值得。現在的她，可以主動去選擇一個新目標——在35歲之前，完成與過去的切割，去上學，潛心進修攝影這門學問。同時，她已經開始著手積累新的作品素材。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BOSS直聘（ID：bosszhipin），作者：恒山搓澡尼，圖片：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