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名举报者，和她战斗的代价

2023-10-14 | 来源: 冷杉Record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李海燕的电脑、打印机、法律书籍，时常陪她到深夜

离婚并没能让李海燕的处境好转起来。2021年，她听说冉利的侄女王鑫到处打听自己13岁女儿的消息。女儿住校，不知道父母离婚，也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李海燕和前夫紧张起来。一贯理智冷静的前夫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你看看你都结交了什么样的人！无法无天了。”李海燕报了警，警方对王鑫进行了警告。

女儿是李海燕最大的软肋也是她的底线。她想着，不能等了，要主动出击，举报对方。

她先找单位领导请了一周的年假。准备材料阶段，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性——失去工作、被报复、被辱骂。想到晚上焦虑得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挣扎到电脑前，整理要举报的内容。反复听自己和冉利的微信语音、翻文字记录，找出一些可用的材料。

李海燕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计划，她知道即便是前夫或者母亲，都不会支持她这样的行为，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最好私下解决，不要闹到台面上”。她也犹豫过到底要不要举报，但她冥冥之中又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反抗，否则这场战争没有尽头。

于是，她写下了那封改写命运的举报信。

文章发布后，她的电话被打爆了——各级领导都叫她删帖，甚至找她的前夫，还有她走得较近的同事来做工作，找哥嫂来做工作。媒体联系她想要采访。她不敢接陌生电话，也不敢回家，在宾馆躲了一周。

一个深夜，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来电，接通后是一连串辱骂。她强作镇定，不回复一句话，只是默默录音。她觉得当初都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才落入陷阱，现在她的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她得把所有和对方的接触都留作证据，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战斗的代价

独自走路的时候，李海燕总会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环境。白天人少的街道、光线昏暗的地下停车场，都让她神经紧张，她会一边加快步速，一边随时回头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踪。平时如果没人一起，她几乎不愿意出门。

这都是被殴打留下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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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一个比李海燕高出一头的壮实男人，用手机猛砸她的头。她摔倒在地，像拖把一样被男人揪着头发拖到旁边。男人继续猛砸她的头。一旁那个戴着帽子、穿横纹连衣裙的中年女人则夺走了她的手机，三次猛摔在地，又在路边的石柱上猛砸。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毁坏这个手机。

男人最终被法警拉走。李海燕从拳头、辱骂和尖叫声中站起来，左手捂着头，甚至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整个头痛得要炸开了。她努力站起来，头发散在眼前，头顶热乎乎的，血从头顶流下。

打她的是冉裕林，而摔她手机的女人，是冉利。

被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剃掉李海燕头顶流血伤口处的一小块头发，方便止血。剃掉之后发现她头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伤口和淤青，只好剃光她所有的头发。进入麻醉状态的李海燕隐约听说要剃光她的头发，难过极了。她从小到大都是长发，头发最短的时候也及肩。

术后醒来，她发现自己成了光头，脸肿得老高，眼睛只剩一条缝，“像个废人”。但她来不及难过，并很快要求转院——因为害怕对方再找过来报复。

这是她实名举报之后最“惨重”的一次代价。

她还记得2021年5月，举报后刚回去上班那几天，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隔着几米远就招呼她“燕儿姐”的热情同事，突然换了副面孔——一句话不说，嘴角勉强牵出一个弧度表示礼貌。

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鼓励，有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同事在电梯里遇到她，默默竖起一个大拇指。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网友给她打电话、加微信，让她加油。她去财务科，一位同事问她“接下来怎么办”，表情里透露着对她的担心，眼睛里甚至含着泪光。

面对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李海燕有些不自然，怕被人算计，“总觉得他们不愿意站出来支持我，都戴着面具，充满假意，都不值得深交。其实他们都知道冉利吃空饷的事。”

逐渐地，李海燕也把自己封闭、包裹起来。她和以前的朋友都断了联系，生活重心倾斜在案子上。以前性格开朗、和谁都能聊上几句的她，不再和同事交流任何工作以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在惊慌失措中。说起自己的经历，眼泪会不断往外溢。用纸巾擦完眼泪，再攥在手里紧紧握成纸团。仿佛离开了这个纸团，她的焦虑就无处安放。

一段时间后，她发在公众号上的举报信消失了。她打电话去问举报调查的后续，案件承办人说，“我们在调查，有新情况会通知你”。她补充了新情况，但没有收到过正式书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