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女性失去的120100元及其它

现在，占据她大脑的情绪是愤怒了，“我们身为女的怎么了？我们除了性别跟男的有什么区别呢？”

她决定走法律途径来甩掉“出嫁女”的身份，维护自己的权利，然而，一审败诉，二审败诉。9月中旬，我在浙江诸暨市见到了周宇。这是一座安静的小城，街道干净，以古越文化和西施故乡为骄傲，袜子、珍珠和五金工厂遍及周边的乡镇，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来源。2022年，诸暨在全国县及县级市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一。

我们在一家牛杂店里吃晚饭，眼前的女孩既不符合农村女性的刻板形象，也与网络上那个愤怒的形象相差甚远，跟老板讲起方言时，还带着一种江南女孩特有的柔软。她个头不高，穿着黑色上衣，黑色短裤，带跟的黑色凉鞋，脸小小的，化了精致的妆，很漂亮，一双大眼睛躲在一顶棒球帽下注视着我。

牛杂在锅里沸腾，但她忙着诉说，几乎没怎么吃，我们聊到快打烊，食客几乎走光，给我一种要小声说话的警示，但她丝毫没降低音量。她说，去年十月，她起诉村集体的案子二审败诉了，她不服气，正申请省高院再审，如果不被受理，她会继续申诉到最高院。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的项目主管林丽霞告诉我，2004年，她就开始接触到女性由于结婚而丧失土地、征地拆迁款和集体经济分红的案例，“农村女性只要结婚，村集体就认为你不属于我这个村。”人们默认女性应该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去夫家享受权益。如果夫家此前已经完成了土地或股权分配，女性就会落入“两头空”的境地。而当离婚、丧偶等情况发生时，没有了男丁，村里也同样可能剥夺她的权利。到2022年，仅千千事务所就接触过3000多起这样的纠纷，其中由千千代理的200多起案件中，接近九成遭遇了败诉或不予受理。2010年，全国妇联曾做过一个调查，在农村没有土地的妇女占21%。

二审判决下来后，周宇曾给二审法官在信中写道，

“而男性，只需要他们身为男性，他们的野心似乎可以被包容，政策可以放宽，配偶户口迁入时间可以延迟，哪怕还没有孩子，只要结婚登记就可以多给两个孩子的份额，这时并不需要考虑是不是其他人会少分到钱，而女性，仅仅是想要自己的份额就要被扣上贪心的帽子。”

自我武装

想要摘掉“帽子”，夺回权利，周宇先进行自我学习和武装。作为一名设计师，她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客户需要时随叫随到，早几年熬夜干活也是家常便饭，2021年，她还成为了一位母亲。如今，在工作和育儿的间隙，她开始学习法律。

每天晚上9点，哄睡孩子后，她打开手机，在所有能想到的平台搜“出嫁女”，学习别人的案例。这源于一种设计师的工作习惯，遇到不擅长的领域，就先看看大师们的设计。但先于知识，她看到的是农村妇女的苦难：湖南的一位女士由于是个超生的女儿，外嫁后无法分得权益；内蒙古的一位女士坚持不懈地为土地维权了三十几年，乡里的领导曾说，“谁让你结婚以后赖在娘家？户口也不迁走？”最后，靠绝食三天，她争取回了一部分权益，但她的孩子仍无法享受到和其他村民同等的土地。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位女士住在离诸暨不远的东阳市，2013年，由于这位女士的弟弟外出发展，经过父母同意，她招赘了。没想到两年后，弟弟决定回乡，并打算娶妻，房子不够住，所有人都劝她搬走。她和丈夫无处可去，想申请宅基地，被村集体拒绝，理由是她家已有了男丁，回家路上，她看到墙上用红漆刷的宣传标语，“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后来，她求助妇联、政府，都失败了，求助法院，被认为是村民自治，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