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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爱欲之死，北京相亲公园图鉴

2023-12-08 | 来源: 每日人物 | 转到微信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处，每周四和周日下午，超过八千份征婚启事在这里等待配对，数百名家长在此寻找、驻足。

北京还有两个同样出名的相亲角——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这三处相亲角开放时间不同，相错开放，涵盖一周七天。除了三大公园，海淀公园、朝阳公园等北京公园，也都有或有过相亲角。

相亲公园的共同特点是女生简历极多，能占到八成以上。另一方面，各自也有差别：中山公园规模最大，外地人也最多；天坛公园的北京本地人最多；玉渊潭公园的年龄层要更小，甚至“连00后都有”。

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则成了“相亲钉子户”。最后，无论人们常去的是哪一个相亲公园，一旦卷入这个系统，时间久了，就会慢慢被它改变。

“我好像一块挂着的猪肉”

35岁的北京人张阵，已经相亲了不下一百个女生了。

他自己只去过一次相亲公园，但却早已是北京各大相亲公园的“老熟人”了。因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妈妈去跑公园，他本人并不需要出现。张阵体重两百多斤，他说自己一定要找个瘦的。在公园里，他妈妈碰到合适的女生就会上去搭讪，介绍儿子的情况——老北京人、有房有车、年薪三四十万。然后，给女生看照片，同意之后，再约见面。这样的过程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寻找结婚对象就如同长跑，他们家这一跑，就是五年多。

这些年，张阵几乎试遍了所有相亲渠道：相亲公园、亲戚朋友介绍、相亲网站，就连“婚姻中介的盈利模式都要摸清楚了”，红螺寺、广济寺（主求姻缘的寺庙）都去了，连家里的冰箱贴都是月老。相比这种种渠道，最便宜、最直接、也能在短时间接触最多人的，无疑是相亲公园。在北京，作为传统，也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不少公园都承载了相亲的需求。但论及相亲规模，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和玉渊潭公园则排在前列。

不过，尽管相亲公园有诸多优势，但只去过相亲公园一次的张阵，却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那一天，他站在相亲公园里，满眼都是地上的一张张A4纸，短短数十字，囊括年龄、户口、学历、收入等多个维度，几十年的人生就被压成了一张纸。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块挂着的猪肉，被挑挑拣拣”。

11月初，我也来到了中山公园去体验相亲。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是北京规模最大的一处，每周四和周日下午，超过八千份征婚启事在这里等待配对，数百名家长在此寻找、驻足。

进门向北走，尽头处是一道带拱门的石墙，像一道围城，隔开两个世界。跨过拱门，我才理解了张阵所说的“被挑挑拣拣的感觉”。这里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集市。大爷大妈们或支个马扎，或靠树根一站，摆摊一样，面前齐齐地码着一溜A4纸（相亲者简历），“摊主”热情地招呼着逛摊驻足的人。

一个坐拥十几张A4纸的大爷，向面前男孩的家长推荐，先是脚尖一点——“91年北京女孩”，男孩家长嘴角向下摇摇头，“大了”；大爷又把脚尖一挪，点点“94年央视京户靓女”，家长扫向纸面下方的择偶要求，轻皱眉头。大爷见状紧接一句“可以聊一聊，主要看缘分”。

除了有着热闹气氛外，正如集市上可以对商品进行评论，在相亲公园，但凡是写在A4纸上的条件，都可以被围观、审视、评价。

▲北京中山公园相亲角。图 / 视觉中国

比如，老北京人赵建国，就在他人的指点下，不断修改着儿子的简历。今年六月份，他看报纸上说中山公园有相亲角，寻摸着给28岁的儿子找对象。他文化水平不高，让打印店老板帮忙编了一段“描述”，一张纸密密麻麻，介绍了儿子的年龄、职高学历、柜台工作，详细得连职高读了几个项目，在阿迪达斯站柜台，都一五一十写了上去，右上角还印着儿子照片。

有热心家长看了直摇头，指点他：北京户口要在开头点出来；不用放照片，“这都没有用”；内容不要太啰嗦，“哪有人有工夫看这么细”；不用写专业，“就写专科大家就了解了”。

于是，一顿修改下来，简历上短短五十个字，就总结了儿子28年的人生和婚姻期待。

赵建国去的次数多了，有的家长给他透露了更多信息。不只中山公园，北京还有两个同样出名的相亲角——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三个公园的相亲角开放时间不同，相错开放，涵盖一周七天。

他也发现，这三个公园的共同特点是女生简历极多，能占到八成以上。另一方面，各自也有差别：中山公园规模最大，外地人也最多；天坛公园的北京本地人最多；玉渊潭公园的年龄层要更小。赵建国逛中山公园和天坛公园时，儿子算年纪小的，可到了玉渊潭，发现更多比儿子还小的，地上摆着96年、97年的，“连00后都出来了”。

对于给儿子找对象这事，赵建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原本坐公交车去相亲公园，有一次钱包被偷了，从那以后，腿脚不好的他开始蹬自行车去相亲角，连下雨天也要去，挨个相亲公园转悠，“多来看看，没准遇到合适的呢”。

但很显然，找到合适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背后，也有时代的隐忧。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683.3万对，跌破700万对，较上一年减少80.3万对，下降约10.5%，结婚率已经连降九年。而北京的结婚率要更低一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2022年北京的结婚率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五，仅为4.18‰。

哪里人？

在北京的这些相亲公园里，婚姻是可以被量化的，各种资源也是能被置换的。人们的搭讪也因此拥有了固定的模式，一般从一两个问题开启，比如，哪里人？

“哪里人”的问题，几乎算是个前置问题。很多时候，只有当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后续的对话才能进行下去。

一开始张阵也是如此。五年前的时候，那会儿张阵才30岁。当时，张阵妈妈发愁起儿子的婚姻，对未来的儿媳妇有许多要求。他们一家都是老北京，其中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女方“必须是北京本地人”。

显然，户口是一种资源。以2023年为例，北京申报落户人数超十万，仅6003人成功“上岸”，且要求颇高。对于想拥有北京户口的普通人来说，结婚几乎成了最容易实现的方式。

30岁的南方女生王清，毕业于一所985院校，工作能力强。今年她想跳槽，好几家公司想挖她。不过，最后对方HR一听她未婚未育，就没了下文。

起先，王清没当回事，加上她所在的部门没有经理，她很有希望升职。但左等右等，一直没动静。直到有一次闲聊，总监感叹“感觉你总有一天是要离开北京，回老家的”。她这才不得不开始考虑“定下来”的事。她当周就直奔天坛公园，目标明确，对方最好有北京户口。

不过，在相亲公园，同样是北京户口，背后体现的价值也有分别。比如37岁的吴川，今年刚从老家浙江调到北京工作，工作会解决户口。他很想结婚，所以进京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印有“新北京人”几个醒目大字的简历，去了中山公园。

可到了公园，吴川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看到，有的简历择偶要求里，明确写着“要身份证110开头的”，这就排除了他这类新北京人。

相比之下，在北京相亲公园的评价体系之中，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很多时候显得颇为尴尬。33岁的甘肃人李林，在相亲公园和家长们的聊天几乎不会超过两句，因为一旦得知他是外地人，家长们就会眼含失望地结束搭讪。有时甚至女方家长们一听他的口音，就掐了话头。

而京房，作为京籍的连带资源，通常也一起出现。但也有着细分要求，有的简历还明确印着“要房子在朝阳区、东西城区、海淀区的”。

赵建国就吃了这个亏。他在西城区买了套两居室回迁房，打算自己和儿子一起住，今年六月刚装修完，心想总算在主城区有楼房了，这才敢动身去相亲角。

可到了相亲角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女方家长问得很细，不仅得有房子，房本上的名字还必须得是儿子一个人的。但是，平房拆迁，写着儿子名字的那套房得过两年才能分下来，女方家长一听，扬起嗓子，“过两年哪行？这根本不算”。

赵建国很感叹，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和父母一起住，“屋里拉个帘就能结婚了”。

被年龄捆绑

“哪一年”在相亲角也是个重要问题，一般紧随“哪里人”之后。而这个问题通常和女性紧密捆绑。

张阵妈妈已经放弃了大多数条件，但有一个条件是张阵着重强调过绝不能让步的：女方一定要30岁以下。

说服过程并不容易，在张阵妈妈原本的一套严苛筛选条件下，竟真的找来了一个符合条件的，可张阵一联系，女方四十多岁，回去一问，张阵妈妈摆摆手“凑合一下也行”。

早些时候，张阵根据A4纸上的内容，特地做了一个PPT，取名“相亲纲领”，还列了个EXCEL表格，表格里列了三大考察维度：硬性价值、软性价值和情感价值。他拿着手机一条条跟妈妈解释，外貌、身材、生育能力等都是硬性价值，张阵在PPT里写下结论：随年龄增长（价值）下降，通常男性下降平缓，女性下降迅速。

要么找个比自己还有钱的，要么找个年轻的，张阵眼神恳切，“总得图一头吧”，比自己小五岁——是张阵能接受的女方年龄上限。

对于年龄的审视，也是许多去过北京相亲公园的人，体验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时代里婚姻价值评判的缩影。

“女性的价值随着年龄迅速下降”，这个观点作为一种刻板成见，几乎成了相亲公园的共识。在公园里，常常汇集了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简历。家长们一聊起女儿的条件，眼里是藏不住的骄傲——有的一路读到985院校博士，有的是大厂高P，还有在北京有两套房。一位大叔提到自己37岁的女儿时满脸的宠爱，“她可漂亮了，上学时还是礼仪队的呢”，说着就掏出手机给大家看照片。

但家长们的骄傲，会在听到有关年龄的评价时戛然而止。这里的女性绝大部分都是80后，是相亲公园系统中所谓的“大龄剩女”。有人颇为尖刻，“感觉37岁已经不是女生能挑的年纪了”；还有人直接吵了起来，一个“摊主”在摆摊时说了句“女孩四十多岁没嫁人，父母肯定‘不着调’”，旁边一个四十多岁女儿的父亲气得大口喘气，满脸通红，跨步到摊主跟前指着他鼻子理论。

在相亲公园，年龄直接指向的是生育条件。37岁的新北京人吴川，刚到天坛公园没多久，就坐在石桌边和一位阿姨对着简历攀谈起来。桌上摆着他和一个91年女性的简历，身旁还站着一个头发半白的大爷，胸前挎包上别着89年女儿的简历。如果把搭讪比做简历初筛，吴川现在已经进入了面试阶段。

他的择偶要求严格框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几乎比他小十岁左右），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生育条件最好，“除了年纪，什么都不看”。他进一步发表演讲，“在这里年轻就是降维打击”，学历、工作都不重要，他拍了拍简历，“只要年轻”。

身边的两位家长频频点头，“这说得在理”，聊到最后，两位家长像遇到知音一般希望吴川能和自己的女儿约个饭“劝劝她们”。

有的人把生育问题直接搬到了台面上。天坛公园过道站着一位“钉子户”爷爷，嘴里吆喝着“免费男人白送”，他从2007年儿子离婚后就在相亲角“驻扎”，一待就是十多年，儿子如今已快五十岁，有房有车，国企工作，对女方的要求简单粗暴：不管多大，只要还能生孩子就行。

“子宫是在婚姻中出让的最大资源”，另一位女生周成，觉得在相亲公园里很多人评价她，都是在判断她的生育能力。不得已，她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计划：两年内结婚、生子，33岁前恢复完，这样就能赶在35岁跳槽升职。于是，像打怪升级一般，结婚、生产都成了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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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找工作一样去找对象。去相亲公园前，她会分析自己的条件，劣势是没有户口，年龄卡在30岁，“有点不上不下”，但优势是气质、谈吐和教养。为了展现优势，她制订计划：画个淡妆，本人去，当面和家长沟通。

这个方法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有些男生的家长不喜欢年纪太小，所以，那些儿子在1986-1992年的家长愿意和她聊聊。

相比之下，对相亲公园的男性来说，年龄太小的反而不受待见。

有一位37岁女博士的母亲来逛相亲公园，女儿一直都在忙学习，发文章，一路读到博士，如今当上研究员。生活中的异性不多，也几乎没有和异性相处的经验。这位母亲说，女儿“非常单纯”，最好找个比女儿大五岁以内的。

还有一个东北阿姨给自己40岁的女儿找对象，女儿一直忙工作，没想着结婚这回事。她希望男方比女儿大7岁以内，这样“更会照顾人，难道要找个小的养着他么”。

就这样，在相亲公园里，男女两方出现了供需不平衡，像在空集中寻找。与此同时，人们不断降低的结婚意愿，也让这种找寻变得更加艰难。

比如，世纪佳缘发布《2022-202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76%的男性认为婚姻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而只有56%的女性这样想。分学历看，随着学历升高，女性心中婚姻的必要性明显下降。

对于相亲角的女性来说，婚姻确实不再像原本那样重要。一位逛相亲公园的女生用二次函数Y=aX2+b做比喻，a是工作，不能为零；b是婚姻，如果有，这条函数线就有了更多可能，但没有b也没关系。三十岁时，她用工作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公寓，就是保证当b=0时，自己的人生一样继续。

爱欲之死

婚姻与爱难以分割，但在相亲公园，“爱”这个字眼几乎从未被提起。

在相亲公园，我见到了37岁的吴川。得知我想记录北京相亲公园故事的愿望后，他与我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对话，也展现出他的相亲方式，以及他对爱的态度。

谈话间，在听到我问“爱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之后，他像是听到了一个惊天笑话，嘴巴大张做出“爱”的口型，似乎由于太过震惊，他迟迟没有出声，伴着讽刺的眼神僵了好几秒，最终带着不可置信的语气说：

“爱？（此处拉长）成年人不谈爱情。”

在对话中，吴川还展现出了一种聊天模式。他试图说服我：作为一个外地姑娘，想在北京活下去，只能通过“结婚改变命运”。

他眼睛向上看，思考间，嘴里念叨：“你是1998年，属水，摩羯座。”然后突然眼睛转向我，斩钉截铁说了一句：“走钢丝！”

他的意思是，我未来的人生“会像走钢丝一般”——如果闯过去了，在北京会过得很顺利；可要是闯不过去，就会很痛苦。末了，他还说，“你把握不住生命中的贵人”。

后来，在听了很多相亲公园的聊天之后，我才发现，这种对对方的“打压”是普遍的，而且通常会包装在“为你好”的糖衣之下。公园里的家长们也会不自觉地采用打压技巧。比如有位叫徐南的32岁女生，在天坛公园时就遇见一个大爷，大爷掏心窝子地给她提建议：外地姑娘别太挑，有个京户京房就行了，“别把自己耽误了”。

她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大爷的儿子各方面条件都比她差很多，大专学历，身高一米七左右，“就只胜在京户京房”。

在这里，最重要的事不是爱，条件才是。而与外部的打压相对，有的自身优秀的人，甚至还会故意打压自己，让自己显得更加“亲民”。

比如徐南，她就从不和别人讲自己出国交换过，也不说自己在老家已经买了一套房，就连年薪也会故意少报几万。她觉得，刻意隐藏锋芒，才能显得“不容易脱控”，因为“家长们都想找稳定，能过日子的”。

不过，在相亲公园，有一条不容侵犯的底线，就是可以适当夸大，但不能撒谎。不过这一条属于道德标准，遵守全看个人。

赵建国也干过欺骗的事。开始跑相亲公园之后，最初每次只敢坐在玉渊潭相亲角的入口，不敢向里走，“人家都学历高，还够不上那个圈”。

有个家长给他出主意：把学历写成大学生。后来，学历一改，果然有人联系，一个中央财经大学的女生跟儿子聊了两天，还挺投机。二人约在奥森公园见面，可儿子等了两个小时都没等来。回来后赵建国一分析，“是不是女孩发现了”，儿子也想起，对方问自己哪个大学毕业的，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那之后，赵建国立马改了回来，不敢再谎报条件。

在《爱欲之死》一书中，韩炳哲也论述了当今社会里爱的消逝。“是什么将爱置于濒死的边缘？自然是当今时代的个人主义，一种将一切事物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必要性，一种可定义当今社会所有个体自私行为的逻辑。”从这个角度出发，韩炳哲探究了纯粹之爱遭遇的多种多样的威胁，“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

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讲，相亲公园的存在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因为爱过于抽象和不可控，如果只看条件，操作性要强得多。

比如相亲了一百多次的张阵，现在已经有了熟练的方法论。他用面试来定义相亲：三面定生死。一面看“货是否对版”，二面看聊不聊得来，三面就能决定要不要深入了解，他能在三面内迅速判断yes 或 no。

经历太多次之后，张阵变得愈发缺乏耐心，超过朝阳区的相亲对象他已不愿考虑，“太远了，最好是下班了顺便见一面”；初次见面也从请吃饭变成了喝咖啡，高效，还省钱，聊尬了立马结账走人，“像完成KPI”。

困在无风之地

在北京，无论常去的是哪一个相亲公园，时间久了，人们卷入相亲公园的系统，也会慢慢被它改变。

张阵妈妈原本就定了很多标准：北京人，身高170cm以上，工作稳定……结果，一年一年过去，儿子迟迟没结婚，张阵妈妈越来越急，“都要病急乱投医了”。

如今，她放弃了这个要求：“我们对户口都没什么要求，俩人聊得来就行。”

身处其中，每一次不愉快的相亲体验，都是一次对人的观念的塑造。有一次，一个相亲对象直接给张阵甩出四个指标：外地人、性格内向、国企体制内、身材瘦。张阵纳闷：自己明明一个都不符合，怎么还能见上面？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才见第一面，就被“迅速且直白地拒绝”，张阵心想，“我也干脆直接点”。

于是，张阵开始掰着指头跟相亲对象辩论：北京2300万人，25-35岁之间的男性也就130万人，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就算按照1/5来算，也只剩下了26万。而在这26万人中，还要筛掉已婚、有女朋友的。最后在剩下的人里再挑选出身材瘦、性格内向的外地人，“还能剩下多少？”

这还不算完，哪怕上述“硬性”条件都满足，还得看两人聊不聊得来。这些条件就像木板一样，“如果把每个木板都合上，就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水桶”。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年纪相仿的北京本地人相亲。对方是京东的中层，二人家庭资产状况、年薪都相当，但见了不到五面，女方就拒绝了自己，还用了很多张阵听不懂的互联网行话。他知道，自己像一个项目那样，被对方否定了。

他又得出新的结论：门当户对的女性多半看不上自己，只能“向下求”。从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张阵觉得自己认清了许多道理，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学会妥协。现在他只要求两点——30岁以下、瘦。

而在相亲公园，这种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拖延下去的焦灼，使得这种“向下”的妥协，成了常态。许多家长们也在不断“向下”。一个来相亲角四年多的阿姨，原本想给女儿找个没有婚史的，最好是北京人。如今，四年多下来，条件降成了“有婚史也行，只要没孩子”，不是北京人也没关系，“人好就行”。

尽管相亲公园有时候令人体验不佳，但客观来看，相亲公园的存在，的确是一条亲民的婚姻之路：成本低，范围大，还相当便捷。

熬着熬着，相亲的家长们都熬成了摊主。有些家长说，什么方法都试了，才会被摆到这；还有一位女生觉得，不想再谈没有父母支持的恋爱，而相亲公园是先见对方父母，这更省时；还有的家长则是资源有限，只能寄托于相亲公园，自己一有空就会来逛，这是他为子女唯一能做的努力。

也确实有人在相亲公园成功了。在社交平台上，不时有这样的分享。比如，有人和妻子通过相亲公园相遇，已经在一起五年多，还有了小孩，在社交平台上感叹“相亲角也有靠谱的”；还有的人，记录自己和男朋友从暧昧到确定关系的过程，她在相亲角和男朋友一见钟情，“第一次勇闯相亲角就遇到了crush（心动对象）”。

▲天坛公园相亲角人气旺。图 / 视觉中国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一股冷空气席卷而来，气温也降到了零下。中山公园的相亲角旁有一个商店，来逛相亲角的父母们都挤在商店里搓着手取暖，每张脸都是布满皱纹，冻得红红的，互相聊各自的情况，不时冷得吸几下鼻子。“都是为了自家孩子。”对来到相亲公园的父母而言，给儿女找对象似乎变成了退休后的“再就业”。

有人甚至从个体熬成了职业的。比如，在中山公园，有个身着短绒中山装的爷爷，人称“老吴头”。老吴头体型瘦弱，随身携带的书包被简历撑得鼓鼓囊囊，比身体还要宽上一倍，背在身上，把身体压得歪向另一边。

五年前，他带着儿女的简历来这里，儿子一下就找到了，女儿却迟迟找不到。有家长拜托他帮忙带简历，五年下来，手里已经积攒了几百份简历，“里面好几对都成了”，但自己女儿的婚事依然没着落。有人会拿他逗闷子：老吴头，你要是卖废品，是不是能换两条中华烟了。

某种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像许多因为各种原因期盼婚姻的人一样，他也被困在了相亲公园里。每天，老吴头都会扛着书包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辗转各大公园——就像是上班。

这并非一段轻松的旅程。正如35岁的北京人张阵所经历的那样，他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否定和自我否定，然后又不断的再出发。有段时间，他开始自我怀疑：“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就连相亲标准，甚至也进一步放低了——

“女生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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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游客 [辛.香.氏.说]	2023-12-09 11:01
This is just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 which is made of lot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living with different lives from you. We have to accept the reality with less complaints. 赞踩回复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