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別政策: 中國的職場跨性別女性：讓我補上了職場歧視這課

2024-02-24 | 來源: 希德尼尼尼Sydne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我從三月初那次“入職談話”之後開始公開反抗。當時我去找南方周末唯一的女性副總編輯賽琳（Celine）投訴姚的騷擾行為。然而自那以後，我在南方周末沒有能發表過一次文章。到那時為止，我差不多2個月的工作，一分錢也沒拿到，出差北京還是我自己墊的路費。（當然，他們後來在5月付了稿費和路費，但那只是一種安撫）。更糟糕的是？姚的歧視和騷擾開始給我帶來嚴重的焦慮和抑郁，並伴有明顯的身體症狀。我無法集中精力。閱讀對我來說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種症狀甚至在我擺脫了姚創造的有毒環境後還在折磨我。我曾經兩次和他直接對峙。一次是在我和賽琳談話後。當時姚向我吹噓南方周末的歷史，並聲稱我的發型會在高端場合玷污公司形象。第二次是在4月19日，當時我穿著黑色連衣裙，帶著閃閃發光的銀色耳環去了南方周末的辦公樓。我在辦公室待了大約3個小時後，他才敢和我說話。這一次是在開放的辦公室裡。盡管他曾經建議我們到一個封閉的房間裡談話，但我拒絕了他的“建議”。這次對峙中，他承認將剪頭和入職掛鉤。當然不出意外的，他再次試圖使用假新聞技能。他試圖說服我說我的技能不足以勝任這個崗位，因為我的文章沒有吸引足夠的點擊量。用點擊量這個數據來搞假新聞很容易，因為我無法訪問公司的系統，所以我也無法看到我文章的點擊率。同時，“僅憑”一個記者的文章吸引了多少點擊量來評估新聞技能是不充分的。“唯流量論”是三級小報兒用來評估員工表現的標准。

Collaborators

不幸的是，賽琳也參與到了我經歷過的性別暴力中，只是她並不像姚表現得那麼殘暴（或者說伎倆不太明顯？），她是非常有策略性的，講話也很“微妙”。通常情況下，當侵犯發生在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已建立的渠道來處理施害者的組織中時，官僚主義就會成為性別暴力的放大器。這是因為當施害者和官僚體系試圖讓自己脫罪時，就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讓受害者放棄維權。在這方面，我的案例並不是一個例外。賽琳就是那個扮演官僚主義角色的人。當然她宣稱自己僅代表個人並不代表公司。在2023年3月下旬，當我仍在猶豫是否退出時，我被要求簽署一份保密協議。我不確定這是賽琳還是姚的主意。但是當我開始要求南方周末和姚正式道歉，否則我將公開丑聞時，賽琳在2023年5月威脅我說如果我違反了保密協議將面臨“法律後果”。這甚至還不是她參與性別暴力的全部。她想把歧視和騷擾描述為我與姚的“個人沖突”，而不是一個社會正義丑聞，以此來讓南方周末免受追責，但同時默認姚的偏見，並避免對更具包容性的性別敘事表達贊同。這對於中國公共領域的順直女來說是一個聰明的舉動。由於審查和自我審查，跨性別者越來越難以在公共領域出現，性別問題在簡中世界越來越被政治化，對於順直女來說，“落袋為安”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這也是簡中世界一部分所謂"激進女權主義者（RadFem）"*在社交媒體上對跨性別者采取敵對行動的原因之一。一種恐懼，害怕失去她們已經獲得的生活，這就像我在廣州經歷的恐懼一樣。

Disclaimer: 這部分所謂激進女權主義者事實上內部差異非常復雜，如果整體來說可能可以稱為“trans-exclusive feminist”, 但是裡面其實有的也可以幹脆稱為“conservative women”，可能也存在類似於strategical voter的群體混入其中，etc., etc., 但是對於這部分群體通常情況下在簡體中文世界用“RadFem”“激進女權主義者”“激女”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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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23年6月初離開廣州前往德國柏林，並警告賽琳將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公開丑聞。然後，在我追求社會正義的旅程中，發生了最戲劇性的時刻。此前她在玩“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賽琳建議我在五月通過報社的“官方渠道”投訴。這建議就仿佛我甚至不知道這應該是一個選項一樣。事實上，當我在三月底決定撤回我的入職文件時，向人力資源部門投訴是我的第一個想法。然而，人力資源部門甚至沒有回復我的投訴信息。兩個月後，就在五月，就在賽琳的“建議”之後，人力資源部門終於開始回應我的投訴。不過令人咋舌的是，人力給我的回復居然說：“給我一些時間來了解官方程序。” 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人力資源部門居然需要在處理我的投訴之前先“學習”官方程序。這只有兩種可能的情況，要麼報社實際上沒有處理性別暴力投訴的官方程序，要麼就是這些官方程序形同虛設。我曾經多次要求了解整個程序的全貌，但人力資源部門拒絕了。兩天後，另一個部門的一名官員就投訴事件聯系了我，並表示將開始進行調查。這次調查只有這名官員負責。據賽琳和這名官員的說法，這個部門和將進行的調查都是具有獨立性的，不會因為姚是南方周末編委受到影響。然而事實上，當時我多次要求暫停姚的職務，再進行調查，但一直未能成功。這時起我已經對調查的獨立性產生懷疑。此後一個月裡，我一直在推動他們推進調查，但我得到的只是“你的案子正在調查中”。但就在我向賽琳發出警告後的2天，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名官員在一個月的調查過程中第一次想起來要求我這個當事人提供證據。當時，她只給了我兩天的時間收集所有證據，可見是有多著急。這幾乎消耗了我對所謂報社“官方渠道”的最後一點信任。在我切斷與這名官員的聯系幾天後，我得到了一張蓋有南方周末公章的文件，上面寫著我應該解決我與姚的“個人沖突”。正如你所看到的，調查所聲稱的獨立性甚至不存在，因為他們的策略是一致的，甚至可能是經過協調的。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沒有停止嘗試其他渠道，但這些嘗試都沒能得到什麼實質性結果。最終，在2023年11月底，我在微博和Twitter上開始講述這個經過，並向南方周末施加壓力。他們沒有對我做出回應，但是幾天後我接到了一名廣州警官的電話，告訴我不要再給姚發消息騷擾他。這名警官對我還算友好，但似乎並不真的想介入這個案子。不過姚到目前為止仍然不願意道歉，正義還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