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從毛星火訴莫言案看“統制派”和“皇道派”之爭

2024-03-22 | 來源: 自由亞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文學作品當然可以用來唱贊歌。問題是司馬南們禮贊的究竟是什麼——套用陳獨秀《敬告青年》提出的六點命題——自由還是奴役、進步還是保守、進取還是退隱、普世還是鎖國、實利還是虛文、科學還是迷信？從烏有系無限熱愛金氏朝鮮、一貫敵視改革開放的立場來看，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該來的總歸還是來了。始終微笑的劉和珍君終究還是被打死了，大隱於市的莫言終究還是遭起訴了。但遭起訴的不僅是莫言，還有莫言作品的出版社，還有出版社的文化審查機關，還有指導文化審查的文藝政策，還有制定文藝政策的領導人，還有領導人所遵循的路線方針，還有路線方針的總設計師。在這場意味深長的政治審判中，靜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個時代的寂寥背影。

在中國公共領域“烏有化”的過程中，2018年通過並施行的《英雄烈士保護法》功不可沒，也是毛星火起訴莫言的主要依據。顧名思義，該法保護的對象是英雄烈士。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法並未附有《一份應予保護的英雄烈士名單》，甚至未對“英雄烈士”的范圍予以明確。

《英雄烈士保護法》有兩處涉及英雄烈士的描述。第七條規定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紀念、緬懷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紀念設施”。按照人民英雄紀念碑150字碑文的說法，“人民英雄”指的是1840年至1949年間斗爭和革命中的“犧牲”者。按照這一定義，起草碑文的毛澤東本人顯然不在其列。因此，貶低毛澤東並不構成對該法的違反。

該法第二條對英雄烈士的描述是“近代以來，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而畢生奮斗、英勇獻身”。如果“畢生奮斗”而未“英勇獻身”者也在受該法保護的英雄烈士之列，且我們認為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事業符合“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描述，那麼引用《英雄烈士保護法》起訴貶低毛澤東的言行，確有依據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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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澤東並非惟一因此躋身受保護英烈名單的人。這份名單至少應當包括中共武裝奪取政權過程中功勳卓著的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如此一來，違反《英雄烈士保護法》罪大惡極者，實非毛澤東本人莫屬。且不談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開胃小菜”，毛澤東在1966年《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中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何其毒也”，從此引發全國范圍內聲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大規模點名批斗，顯然違反《英雄烈士保護法》第二十二條關於“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在公共場所、互聯網或者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歪曲、丑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的規定。

在黨領導一切——壟斷公共場所、互聯網、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物的中國，能夠對英雄烈士或者任何一個人造成最大侮辱和誹謗的，必然是黨的領導，而不在於時時事事處處受到黨的領導的一介文人。文革期間侮辱和誹謗劉少奇者不計其數，但沒有誰能夠比“一句頂一萬句”的毛澤東動用國家機器對劉少奇施加更大的侮辱和誹謗。因此，繼起訴莫言和胡錫進後，起訴案情更為重大、情節遠為嚴重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謀毛澤東、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周恩來以及“三七開”毛澤東的歷史虛無主義始作俑者鄧小平和陳雲等等，已經刻不容緩。根據《英雄烈士法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上述英烈的“近親屬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且即便近親屬不提起訴訟，檢察機關也可以依法代行。

話說回來，根據“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促進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這一描述，將孫文、黃興、蔡鍔、宋教仁等列為英雄烈士，將慈禧、袁世凱、溥儀、汪精衛排除在外，大概並無爭議；但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事業是否符合這一描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即建政元勳是否屬於英雄烈士，本身就值得商榷。

關於新中國的建立是否具有“人民解放”而非“打江山、坐江山”意義上的合法性，劉曉波和王希哲《雙十宣言》（1996年）已經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中國共產黨政權革命的合法性，取決於是否兌現和扞衛1945年國共《雙十協定》中“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的條文。如果取代國民政府的是多黨聯合執政的民主政府，國共內戰就是一場中共領導的解放戰爭，為之犧牲者就是當之無愧的英雄烈士。如果不然，那就正如莫言在遼沈戰役紀念館的題詞：“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屍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中國歷史上為改朝換代而死的人不計其數，但朱元璋不算而孫文算英雄烈士，原因就在於前者不具有後者所具有的“解放”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