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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位“紅色公主”的命運

2024-03-23 | 來源: 中華兒女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引言：1991年1月，《中華兒女》雜志刊出陶斯亮所寫的《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一時洛陽紙貴，雜志一印再印，各種文摘報刊更是蜂擁而上。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導演謝晉還曾產生了拍攝一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沖動。

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反響，我想，這是因為她們的背後，是一段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銘記並引以為榮的共和國歷史，它關系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正如陶斯亮所言：“我們生在這樣的家庭，命運都把握不住，有時被拋到天上，有時被拋到地下，何況中國的一般老百姓。”有誰希望重蹈覆轍？

十多年過去了，仍有不少人苦苦尋覓這篇文章，還有更多的80後、90後對此一無所知。

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

作者：陶斯亮

一、“紅色公主”

我是不願翻閱舊相簿的。那永遠逝去了的過去，有著我太多太多的快樂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願再去觸動它，就像那些陳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嘗了。

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哪根筋興奮了，竟將相簿統統抖落出來，在床上攤了個橫七豎八。我打開了其中的一本，紙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黃，裡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照片。

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氣，那雙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眼睛，似乎總是在憧憬著一個七彩的夢。

“難道這是我麼？我曾經這麼年輕過麼？”我反復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就這樣信手翻著，翻著，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幀照片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這是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由於是陰天，整個照片顯得烏塗塗的。照片上的四個姑娘並排而立，背景是荒涼的深圳羅湖橋頭，時間是1961年元月。

（左起：李訥、林立衡、聶力、陶斯亮）

照片上的姑娘衣著樸素，甚至顯得土裡土氣的，即便是在以樸素為時尚的60年代，像這樣的女孩子，也不會吸引行人投來一瞥的。

然而，她們卻使我怦然心動，使我百感交集。一種從久遠往昔被喚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連現實也變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議。是的，是的，我很難將照片中的這四個女孩子與今天相聯系。

她們是誰？她們的過去是怎樣的？如今她們又在哪裡？好，讓我一一來做個介紹吧。

最左邊這個，像個土改工作隊女隊員似的，是當時被稱之為“紅色公主”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再過來的陝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葉群的女兒）；第三位像知識分子的是聶力（聶榮臻的女兒）；最右邊這個像女子鑽井隊長的便是我。

那時候的我們，是多麼年輕，多麼健壯，又是多麼的純樸啊！

二、聶榮臻之女聶力

先說聶力吧！

她的經歷是很獨特的，她4歲就陪母親坐牢，其後，由於革命戰爭環境的惡劣，她的父母只好將她寄養在老百姓家裡。她就像舊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娃一樣，在風裡雨裡、餓裡凍裡長大。稍大點又去紗廠當童工，就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那樣，瘦小的身軀負荷著超強度的勞動，倍嘗人世的艱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

（聶榮臻、聶力和母親張瑞華）

直到十二、三歲才回到父母的身邊。待我見到她時，她已從蘇聯學成歸來。她畢竟不同於我們這幾個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她已經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一頭柔發很適度地燙了邊，小翻領的深色衣裝更是增添了幾分成熟和穩重，白皙的皮膚和紅潤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麼的健康和富有朝氣。

她待人親切真誠，性格溫厚開朗，什麼時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風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歡她。她這年在廣州留園與丁衡高結婚，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從未見過這麼隆重又這麼簡單的婚禮。

說簡單，是她和丁衡高就那麼平平常常地結了婚，日常的裝束，沒有喜宴也沒有賀禮，唯一體現喜慶的是一張大紅紙，不知哪位老帥在上面寫了首賀詩，內容卻忘了，依稀記得詩裡含有丁聶的名字。

說隆重麼，也是了不得的！因為有一半以上的元帥（還有許多的將軍）參加了這場婚禮。聶力的婚禮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後我不羨慕婚紗和喜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擺脫傳統的現代意識，是真正的灑脫！

以後我去了上海念書，直到粉碎“四人幫”，再也沒有見過聶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間的境遇。兩年前，有次我與錢老的秘書通電話，她正好在旁，聽說是我，就接過電話聊了會兒，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熱情而誠摯的，依然頗有大姐風度。

（聶榮臻和聶力合影）

前年2月份，我陪媽媽去看聶伯伯，本以為能見到她，卻不想她開會未歸。雖然聶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軍高級將領了（聶力是我軍五個女少將之一，以後晉升中將,丁衡高原國防科工委主任）。但仍尊崇著中國傳統孝道，一直陪伴在年邁的父母身邊，盡管只住一間小屋子。聶伯伯雖已90高齡，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著一身綠軍裝，使你感到這是位至死不會脫下軍裝的老軍人。

去年元月我陪媽媽去廣州參加陶鑄塑像揭幕式，聶帥曾給媽媽一信，信上寫道：現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鶴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傷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

多麼樸素而又飽蘸著感情的語言啊！

這次見聶伯伯，他又感傷地說：“廣東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親），客人（老帥們）也不在了，還去幹什麼呢？！”

望著衰老的聶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紅了眼睛。

聶力

是啊，廣州銘記著父輩們的革命情誼，也保留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友情啊！

聶伯伯請我們吃晚飯，有一道霉幹菜扣肉，好吃極了！我往饅頭裡使勁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

臨別時，聶伯伯拉著我這個好吃鬼的手說：“下回請你吃涮羊肉！”

聶伯伯啊，但願還有下回，但願下回能見到聶力姐姐！

三、“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

而我和李訥則同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高我一級。

我在校園裡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樸素，總是短發齊耳，身著藍制服，足蹬黑布鞋。

那個時候，騎英國鳳頭車，戴瑞士表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李訥騎的卻是國產車（好像是飛鴿牌），戴的是國產表，她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像我們這些女孩子，總喜歡三兩成群嘰嘰喳喳的。

後來，我們相識了。

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時候，我回廣州探家，她也來這裡看望父母。

江青見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無憂無慮，就會咧著嘴笑，於是說：“這孩子性格挺好的。”

而李訥太早熟，太憂郁，太拘謹，太敏感，因而江青很願意讓我跟李訥一塊玩，於是我和李訥成了朋友。

（毛澤東和李訥）

李訥只年長我一歲，那時也不過是初中學生，但是她讀書之多，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刻，見解之獨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則完全不像她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將自己減去10歲，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陋寡聞和幼稚淺薄。我經常瞪大眼睛聽她講各種各樣的書裡的故事。

從她那兒，我第一次知道了《聖經》不僅可以讀，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書。

記得有次，她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扎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麼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麼會喜歡一個虛無主義者？

又記得，有次李訥帶著幾分憂郁又帶著幾分茫然地對我說：“我將來不是成為最好的人，就是成為最壞的人！”這話更是讓我迷迷瞪瞪，在那樣一個清明盛世，當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難道還存在著別的可能嗎！李訥這些話，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李訥告訴我，父親給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訥於言而敏於行”的意思。她確是訥於言的，由於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響，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提防著人們的指指點點和說三道四。

紅牆的阻隔，使她不能與同齡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獨的。過分地謹慎和壓抑，久而久之，使她變得愈發孤僻，郁郁寡歡，容易緊張甚至怕見生人。

表面上，她從不把自己當作父母的小寶貝，相反的，她總是用一種與她不相稱的親昵，稱江青為“小媽媽”，而我自然是“小亮亮”啰！恐诺摴俞厹O恍┤耍蠶硎芰蘇庵旨印靶　鋇拇觥�

但是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極需疼愛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於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懷和疼愛，卻又不能得到滿足而委屈和傷感造成的。

（毛澤東和李訥）

有次，我們翻閱畫報，看到一個女郎的特寫，她有著一雙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訥久久凝視，神往地贊歎：“多麼純潔！多麼美麗啊！”

不知為什麼，30多年來，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卻了，然而這個細節，這件粉末點大的事兒，卻使我難以忘懷，為什麼呢？噢，也許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窺視到了李訥內心對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那個時候我們女孩子，正是不知怎麼“臭美”才好。我是最不會打扮自己的，可有時會一口氣扎上四個蝴蝶結，紅橙黃綠地頂了一腦門。

每次李訥見我，總要笑嘻嘻地說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實很難看）。可是她自己，從來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辮子，不允許自己渾身上下有任何一點色彩和美麗。

（毛澤東和李訥）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訥，她帶我去見她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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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望望我的花裙子，對李訥說：“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為什麼不也穿花一點呢？”

但是李訥始終不肯脫下她的藍制服，一輩子將自己裹在灰暗之中。

也就是這次，李訥指著牆上並列掛著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像，對我說：“列寧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

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她對父親的崇拜。但同時又有點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詞匯多了去了，為什麼李訥獨獨選用了這麼個詞匯呢？

後來，我們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學，起先還通一段時間的信，她的字寫得熟練娟秀，令我自慚形穢，因為我爸老說我的字像“鬼畫符”，沒人能看懂。

至於內容麼，則記不清了，無非是些小大人般的問候鼓勵罷了，可惜這些信“文革”中都丟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經開始，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訥的小窩拜訪。

她的住所與毛澤東的宅院一牆相隔，是座樸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間屋子。一進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書架，奇怪的是這些書架的擺法並不像一般家庭一樣靠牆而立，而是像圖書館藏書室那樣占據了房間的大半個空間，只是在一個小角落裡放著一張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幾樣簡單的家具。什麼沙發，什麼地毯，什麼衣櫃穿衣鏡，什麼裝飾擺設……統統沒有。

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喚，她不過去吃飯，有時趕不上開飯就啃燒餅泡方便面。我還是在她那兒，第一次見到方便面這種新型食品的呢。生活過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點同情。

我想到我們家，每當開飯的時候，老老小小圍一大桌子，連阿姨也在一起，有多麼的熱鬧啊！我想到在我們家裡，我可以跟父母撒嬌、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地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撐了可以躺在沙發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腳丫滿處跑，睡午覺時也不洗腳，找張報紙往床上那麼一墊……啊，我是多麼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訥幸福，幸福得多！“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別時，李訥送了一只長毛絨玩具小狗給我，還是外國貨呢！那時這可是稀罕玩藝，我自然是珍愛有加。

（周恩來和李訥）

我又一次見到李訥是在1966年國慶節的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時。那時她已是《解放軍報》聯絡員了。她依然是熱情的，拉著我的手說：“走，去看看爸爸去！”

我們走進休息室，見毛澤東正坐在一張大皮沙發裡吸煙，他身穿綠軍裝，頭頂一顆紅星，領展兩面紅旗，十分的威武。我興奮得心嘣嘣跳，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麼？”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麼，陶鑄的女兒”（他將“鑄”念成“巨”）。頓時我騰雲駕霧，飄飄然不知所以了。

後來，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橋邊，席地而坐，緩緩地抽著煙，微笑著望著對面廣場上如癡如醉的百萬民眾歡樂的場面。李訥也拉著我隨人流下來了，我倆站在離毛澤東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這一著名的歷史鏡頭。“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們該有多幸福啊！”李訥緊緊挽著我的手臂，興奮地說。

在五彩繽紛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發現李訥一反往日的拘謹和憂郁，她雙目放出我從未見過的光彩，面孔因激動而容光煥發，發自內心的喜悅使她變得美麗起來。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歡呼雀躍，另一方面又暗暗有點驚訝：“女兒對父親也能崇拜到這般地步嗎？不是說親人眼裡無偉人嗎？”

我最後一次見李訥，卻是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場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劉、鄧、陶”，我站在喧囂的人群後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盡凌辱，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這時，偏偏在這時，我突然看見了她！

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著這一切，儼然是來“視察”的樣子。不是不久前還親熱地叫“陶鑄叔叔”嗎？這一切是怎麼啦？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去後，淚流滿面地找出了那只長毛絨小狗，傷心地將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訥的一段友誼，就這麼隨著小狗的落地而中斷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卻一直在有意無意地關注著她，我總能斷斷續續、時淺時深地聽到一些關於她的情況。令我有點驚歎的是，她的命運，正是她悲劇性格的延伸。

（李訥）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劇性的，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條既定的人生軌跡。難道她真正飛黃騰達過嗎？尊貴顯赫過嗎？我懷疑，即使有也是稍縱即逝的。

不錯，她當過幾天北京市委書記，但很快就下了幹校。接踵而來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親的去世，母親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幾乎從中國消失了，被人遺忘了，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開始傳出若幹信息，我知道她又結了婚，愛人老王是位離休老幹部，愛好書法和國畫，這倒是與李訥頗相投的。

李訥病愈後分配到中辦秘書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裡休息。去年看到一份雜志上刊出李訥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樸素得讓人無法容忍。

（晚年的李訥和丈夫王景清）

李訥並沒有像她當初斷言的那樣，她既沒有成為最好的人，也沒有成為最壞的人，也沒有去當什麼“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個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的人，屬於那種憑工資過日子的人，既要為油鹽柴米房租水電而操心，又要為孩子上學看病坐車而犯難，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樣貯存幾百斤大白菜。

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輪車拉回來的。每當毛澤東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排在長長的隊列中，靜靜地等候進紀念堂去見父親一面，然後隨著隊伍出來，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擠公共汽車的人流中……當我聽到這些情況時，不知為什麼，心裡酸酸的。

李訥（中）與兒子王效芝（右）、丈夫王景清合影

講給友人聽，有的感歎同情，有的則說：這有什麼！挺好，就應該這樣！不管怎麼說，我仍要為李訥的回歸而慶幸，做一名普通人（實為正常人），難道不是李訥當年所向往的嗎？難道不是她那偉大的父親所期望於她的嗎？比起當年的“紅色公主”來，我覺得今天的李訥更值得我尊敬。

四、“黑人”林豆豆

再說林豆豆。

我第一次見她大概是1953年，在廣州石碑子弟小學。那時她也就八、九歲吧，她和她弟弟，兩人都是濃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誰的孩子。

（林立衡與林立果）

小時候的豆豆既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潑，也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總是靜靜地用兩只黑黑的大眼睛看著你，一副認真專注的神態。不知為什麼，我對第一次見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記憶猶新。大概是由於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樣兒，使我覺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

以後也斷斷續續見過她幾次，但她總不愛說話，老是緊緊抿著小嘴而大睜著黑眼睛，我感到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嬌氣，加上大了她幾歲，也就更不介意這個一號首長（在東北時林彪是一號首長）家裡的小金豆了。

以後，依稀聽說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憂郁症，同她的媽媽鬧別扭，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生的。再後來，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則成了“黑幫子女”，我們之間有若天淵之別，自然更談不上任何聯系了。

（左起：譚厚蘭、王大賓、葉群、李訥、林豆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街上早早就絕了人跡。

突然門鈴響起，“像這樣的天氣，又這麼晚了，誰會來呢？”我好生詫異。只見進來的是一男一女，兩人全穿著臃腫的軍大衣，戴著大皮帽，足蹬大頭鞋，像是從北大荒來的，又像是復員大兵。

那女人揭開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當年那個嬌弱憂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著的是一位文弱樸素的，沉穩謙和的，既便訴說自己的苦難，臉上也掛著平靜微笑的中年婦女。

她告訴我，“九一三”以後，她被審查關押了幾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下解除監護，分配到河南鄭州一家工廠任科級幹部。不知為什麼她竟然沒有檔案（據說轉丟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結論是什麼？不明確；她的轉業手續是哪兒辦的？不明確；有事向誰反映？不明確……。

年輕時的林豆豆

由於沒有檔案，也就沒有以往的一切憑據，因此她上不了戶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證，也領不上工作證，調級增加工資更是輪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遺忘在那間小屋裡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無聊之輩，卻不斷來騷擾她。每天都有幾個討厭鬼來窺視她，有的幹脆破門而入，只為看看林彪女兒是什麼樣。另外還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計想從她嘴裡掏點秘聞什麼的。“他們就像看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豆豆苦笑著說。

然而我感到悲慘極了，中國人的好奇心怎麼這樣殘忍！“我覺得實在很難過下去了，每天沒有一點安寧，所以我來北京上訪，接待站一聽說是我，都不敢理，說我的事他們管不了。東碰西撞的，連碗熱水都沒有喝上，這麼冷的天，這麼晚了，上哪兒去呢？想想還是上你這兒來了。”

（林立衡與丈夫）

但是豆豆，還有她那位忠誠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點茶水，就冒著嚴寒走了，消失在風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幾年過去了，這是改革開放成果最顯著的幾年，幾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還暴富發了橫財，然而豆豆的工資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張清林是90元），由於長期生病住院，這點錢也主要用於醫病了。

他們住在工棚改的小屋裡，土疙瘩地面，破破爛爛，冬天更是奇冷無比。他們買不起家具，用木板和紙箱放置東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電視機。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間依傍在農藥廠廢水排泄溝旁，有毒的化工廢料對她的身體損害很大，她患了“過敏性結腸炎”，每天腹瀉不止，長期不愈。這樣的身體狀況，這樣的經濟狀況，40多歲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這些是一位去鄭州看望過豆豆的同志講給我聽的。他說：“豆豆都變形了。”

1988年，中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並安置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下。

去年又聽說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深信，在經歷了這一切的磨礪之後，她會變得成熟，永遠告別了往昔那位嬌弱的林豆豆。

她如今叫路漫。

五、結語

至於我本人，這30年來經歷了“紅”與“黑”的變化，弄得“不紅不黑”或者說“又黑又紅”。在當了20年醫生後，又突然改了行，棄醫從政！而全部理論住所就是“樹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沒有？不管怎樣，敝帚自珍吧！

凝視著照片上的我們，每個人眉眼都是舒展開來的，但是仔細端詳，又會發現，在我們那個年輕的臉龐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親的特征了，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日後每個人的命運了呢？

然而命運，命運究竟是什麼？是詩人的無病呻吟，預言家的占卜，心理學家的測算，還是老太太們的迷信？命運是物質的嗎？它存在於遺傳密碼中嗎？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種功能嗎？命運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嗎？是空靈神秘無法把握的嗎？……

啊，什麼時候我能真正透徹搞清楚，命運究竟是什麼？規律究竟又是什麼呢？在社會學的范疇中應該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聶力、李訥、豆豆，人生聚散無常，有生之年，我們還有機會再合一次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