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治病的門診，與四百萬厭惡自己身體的人(圖)

2024-03-31 | 來源: 正面連接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可是你如何真的確定，靈魂找到自己的樣貌和身體。

3月31日是國際跨性別現身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Visibility也可以翻譯為“可見”，這一紀念日呼吁人們看到跨性別者的處境。

跨性別是指，一個人對自己的性別認同與其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不同。根據聯合國開發署2012年調查報告，在亞太地區，對自己性別不認同人群大約有千分之三。按照這個比例推算，中國大約有400萬跨性別者——差不多是整個山西太原市的人口。但我們幾乎看不到這個群體的存在。

在這些人中，很多正處於青春期，面對與自己認知不符的性征的快速發育，他們會產生巨大的焦慮、痛苦。在學校老師點名，讓女生站起來，然後讓男生舉手，有的孩子既不站起來，也不舉手。TA不知道該如何定義自己的性別。他們還會遭遇校園霸凌，最終很多人被迫休學。

根據《2021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在7625名受訪者中，71.7%的跨性別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狀態，69.8%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狀態。

2017年，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整形外科醫生潘柏林，成立了國內首個“跨性別綜合門診”。在這裡，跨性別者被稱為“來診者”，而不是患者。潘柏林說，他們身上沒有任何需要強制糾正的病變，他們的身體是正常的；他們的焦慮來自於對自己身體的不接納。

門診中，跨性別者會與醫生、家人一起探索自己對自己身體的認知——面部、喉結、胸部、皮膚、生殖系統，他們尋找自己的焦慮來源，並接受專業的治療。

在潘柏林看來，性別認知並不是一個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由一種又一種具體的感受組成，一個人對自己的某個身體部分或某種性別特征的持續的不滿意，是最直觀的指標，“感受是最不會欺騙自己的”。而醫生的角色，也並非幫助來診者決定自己的性別，而是更像心理咨詢師，他們提問、傾聽，並與來診者一起探索人和自己身體的關系。

接診七年來，潘柏林和他的團隊經歷了不少來診者家屬的反對、質疑和舉報。很多人問他，潘醫生你有孩子嗎？你孩子要變你怎麼想？

必須承認的是，跨性別者是一個邊緣化的群體，跨性別門診也是一個邊緣化的專業。從這裡走出去的來診者，即便與自己的身體達成和解，也會面臨更多社會層面的困難。很多人把性別重置手術那天當做自己新的生日，他們在這裡重新“出生”，也開始迎接新的挑戰。

對於跨性別這個主題，人們會有不同的觀點。但更重要的是事實。在這篇文章裡，潘柏林講述的是真實案例和科學研究結果。

他講到，不被周圍人接納的未成年跨性別者，對外界的忍耐力會降低，路人對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別者叫一聲“小伙子”，就會讓 TA沖動打人。而家長有時就是給孩子帶來傷害的人。面對潘柏林的提問，性別重要還是性命重要？一位家長毫不猶豫地說，性別重要。

另一個重要事實是，跨性別門診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來看的。來診者需要在精神科拿到“易性症”的診斷，醫生還要多次確認其焦慮狀態。而且在這個門診裡，也沒有痊愈一說。焦慮緩解了，更接納自己了，就是好結果。

以下是正面連接與潘柏林醫生的對話：

“你覺得孩子的性命重要還是性別重要？”

正面連接：跨性別者是如何形成的？

潘柏林：到目前為止科學界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有些學者認為是先天的，有些學者認為也有後天環境參與的部分，但從諸多科學家挖掘的過程來看，更多人願意相信先天因素的成分更大一些。

目前的醫學手段對跨性別者進行全面的體檢，都沒有發現他們的身體上有任何的異常，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不會把TA叫病人。這也是性少數群體的一種。

不是病人，TA為什麼要來醫院看病呢？因為對自己的性別不認同，TA經常會處在一種焦慮抑郁狀態當中，這種焦慮抑郁嚴重了，可能影響TA的生活、學習、工作、建立家庭，甚至可能還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極端的結果。要一輩子住在一個不喜歡的身體裡，肯定是比較絕望的。跨性別群體的自殺率也遠高於普通人。整體來說，他們的現狀是不太樂觀的。

跨性別醫療的目的是幫助他們緩解這些焦慮，幫助他們接納自己，過一個正常的一種生活，回到正常的人生軌跡。

正面連接：在過往問診經歷中有多少是未成年人？

潘柏林：拿去年為例，跨性別來診人數大概在800例左右，未成年人差不多占到1/10，不到100人。

青少年比較復雜，當他們處在青春期，看到自己性征快速發育的時候，焦慮會特別嚴重。有家長反饋，說孩子以前學習特別好，出現性別焦慮以後一點也學不進去，成績一落千丈，在學校也不說話，行為舉止奇怪到讓周圍人都懷疑TA有問題。

比如老師上課點名，讓女生都站起來，然後又讓男生舉手，TA既不站起來，也不舉手，大家就很迷惑，這個人怎麼回事？類似這樣的現象還挺多。上廁所也是很難的問題，他們到底去哪個廁所？有男生再打扮得女生一點，同學就覺得TA是個娘娘腔或者變態什麼的，很容易就被孤立起來，甚至遭到霸凌。對他們來說上學是一件困難的事，很多人就選擇在家休學。

周圍人對孩子的不接納，也讓孩子對外界的忍耐力越來越低。前段時間發生一件事，有個家長來我的門診，說好不容易掛上的號。我說你都這麼不容易掛上號了，怎麼孩子沒來？他說別提了，本來是和孩子一起來的，剛出火車站，迎面走來一個問路的，跟孩子說了一句：“小伙子，知道廁所在哪嗎？”TA一聽到“小伙子”，火一下就上來了，把人給打了一頓，直接被警察關進去拘留了。

其實我們在臨床中經常能見到情緒不穩定的未成年人。有時候這些家長已經很耐心，很願意幫助他們了，兩個人在診室我聽起來很普通的一兩句對話，孩子都有可能覺得刺激到自己，有的現場拍桌子，吵得特別激烈。不知道哪句話就會觸發他們的情緒。

正面連接：您一般怎麼跟家長普及跨性別這件事？

潘柏林：我會先給他一張材料，上面言簡意賅地寫著幾個最主要的觀點，我再給他解釋一遍：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兩種性別，男的和女的，為什麼會這樣區分？是因為人在出生的時候醫生會看一下他的生殖器，有哪一套生殖器，就把他歸為哪個性別，對於沒有發育異常的人來說，就完全可以區分他的生理性別。

但隨著人們對人心理狀況的挖掘，我們發現人的心理狀況有很多元化的表現，這種多元化也表現在對性的認知，可以歸納為主要的三個方面——性認同，性表達，性傾向。性認同，指的是我認同自己是什麼樣的性別，我是個男孩，我就認同自己是個男孩；性表達，就是我用什麼方式表達出我的性別，我是男孩，我會留短發，穿男裝，留胡子等等；性傾向，就是我喜歡什麼性別，我是男孩，我是個異性戀，就喜歡女性。對於社會大多數人是這個樣子，他們代表了性多數群體。

那麼社會很大，我們發現，無論任何種族，任何國度，任何時間段，三個方面當中都會有少數群體存在，比如說性傾向，有些人可能喜歡同性，或者是兩種都喜歡，就是所謂的同性戀和雙性戀。這個可能是普通大眾都聽說過的概念，但另外兩個概念就很少接觸了。

那麼其中“性認同”這一方面，我是男孩，但我並不完全認同自己是個男孩，甚至有時候還認同自己是個女孩，那麼這部分人就叫跨性別。

正面連接：家長的接受度怎樣？

潘柏林：沒有一個家長是很容易就接受這件事的。之前我跟一位家長溝通很長時間，他依舊不能接受孩子進行任何跨性別改變，孩子雖然不說，但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痛苦的，最後我就凝練成一個問題問家長：“你覺得孩子的性命重要還是性別重要？”家長毫不猶豫地說，“性別重要！”轉身就離開診室。他們再也沒來過。

幾乎90%的家長都會問，潘醫生，有沒有什麼方法能改變我孩子的思想，讓TA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別？

醫學上有一種定義叫做“扭轉治療”，就相當於矯正跨性別者的性認同。這裡就有一個科學問題，性認同到底能不能矯正？這個問題等同於性傾向能不能矯正——我是個同性戀，能不能通過一些方式把我改變成一個異性戀？如果有人覺得不好理解，再反過來，我是一個異性戀，有沒有方法能糾正我變成一個同性戀？

醫學上已經做過一些嘗試，扭轉治療目前的結論是，不僅沒辦法幫助跨性別的孩子，反而會加重孩子的焦慮。

扭轉治療的手段往往很殘酷，都是很不人道的方式。有些孩子可能會因此走極端，有些孩子則因為實在受不了這種方式，謊稱自己變過來了，再想辦法出逃。很多文獻已經證實過這件事，不僅不管用，經常還適得其反。所以我們不會推薦扭轉治療這種方式。

如果哪天孩子有轉變了，絕對不是扭轉治療造成的。可能是TA在不斷探索過程中，在進行跨性別醫療的體驗中，再一次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說轉變以後面臨的各種困難，讓TA覺得沒有辦法承受，還不如隱藏自己的性認同。只有這種情況下TA才有可能變過來，但我們目前的經歷中極少有這樣的例子。

首先我們得尊重科學，不能用傳統刻板的印象拒絕這件事，既然存在，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考慮，用一種多元化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事情，別把它想成沒救了，或者是很糟糕的事情。

正面連接：跨性別門診開診七年了，您觀察到的來診者有哪些變化？

潘柏林：這幾年我發現來診者對醫療的需求越來越具體了，甚至有一些我們之前都沒想過的項目。有男跨女（生理性別男性，性別認同為女性）覺得自己身材五大三粗，太爺們兒了，想讓肩變窄一點，然後就去網上搜索，發現日本某個診所裡有鎖骨縮短的手術，特別興奮地來找我們，問能不能做？我們仔細看了一下，首先這肯定不是常規項目，但也不是不行，只不過會帶來一些風險，比如做完之後肩關節的活動會受限，梳頭等舉高的動作會做不利索。我們也理解TA的訴求，所以也會在未來做些研究，看看到底有沒有更合適的方式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從某種程度上看，跨性別醫療也是跟著跨性別群體的訴求而發展的。

潘柏林的診室

對自己不滿意，就能來看診嗎？

正面連接：跨性別門診對來診者設立門檻嗎？

潘柏林：首先第一步要去精神科診斷，在精神科有了易性症的病例之後，下一步再到我們這來。我們門診只面對跨性別者的性別焦慮，之外都不屬於我們的就診范圍當中。

之前有一個女同性戀過來問診，說自己的胸太大了，對象不是很喜歡，想要切掉。TA並不是自己對某個方面有不認同，這樣我會明確拒絕，這不屬於易性症或者跨性別診療范圍。

再就是那些沒有做足夠探索的來診者，沒有想清楚對這個手術的效果和風險，對手術之後的改變和壓力，應對策略也沒有想清楚，甚至家庭宣教也沒有做到位，一般來說我們會讓TA再探索一段時間。

還有人看網上有人做了手術，想著我做個男生壓力太大了，換成女生會不會壓力小點，根本就不是對自己身體不認同。如果對方想轉變的動機不符合易性症診療標准的話，我們肯定會拒絕。

正面連接：對未成年人的診療有哪些不同之處？

潘柏林：對於16歲以下的跨性別者我們能選擇的方式很少。

首先手術肯定是選擇不了的，一是他們的心智也許還不成熟，對自己的判斷也不一定完全准確，不好說這種焦慮是不是由青春期的心理特點造成的。而手術是完全不可逆的過程，我們不能讓Ta長大之後有後悔的可能。

那麼內分泌治療能不能做？內分泌治療也有兩種，對於16歲以下的激素治療，我們會選擇一種完全可逆的方式，叫做青春期阻斷治療，相當於把TA的青春期發育按下了暫停鍵，不僅可以避免因性征發育帶來的焦慮，也能利用這段時間讓自己的心智再成熟一些，考慮問題再全面一些，然後再做一個判斷。

這樣相對來說至少出錯率會低一點，等你判斷清楚了，有一個很肯定的答案以後，我們再看你答案是什麼，給你一個更肯定的技術治療。

青春期阻斷治療我們建議不要超過兩年，只阻斷16歲以前，比如從14歲做到16歲，當然也不是說絕對，如果你沒有考慮清楚，再長一點也可以，但如果超過了青春期發育時間的話，再用這個就沒有更大意義了。

而對於18歲以上的，符合內分泌治療指征的跨性別者，會考慮應用更加肯定的激素治療。

正面連接：性別重置手術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做？

潘柏林：重置手術是慎重中最慎重的一步，在我們國家有很嚴苛的門檻，年齡限制在不低於18歲，還要父母知情同意，出具無犯罪證明，易性症診斷證明，必須是未婚、離婚狀態。再加上我們對是否做性別重置手術有一個很漫長的評估過程，如果你把其他改善接納度的方法都嘗試過了，還是極端焦慮，並且對改變後面臨的生活都有足夠的心理准備，也能獨立去面對，我們才可以考慮給你做。

當然，嚴格的出發點也是不希望有人後悔。因為嚴苛的規定，很多跨性別者其實是很無奈的，結果導致很多人跑去泰國做了。但我從醫生角度看，還是覺得定這麼高的門檻有它積極的一面，因為一旦後悔，對於人生是毀滅性的。

前幾年美國和英國新聞都有報道過，有人做了性別重置手術之後後悔了，甚至還把醫療機構告上了法庭，仔細看一下，這幾例都是未成年人。

父母知情這一環節，有些很多跨性別者會覺得不近人情，覺得自己的事情為什麼要決定在其他人手裡，但我們是比較理解國家這一規定的底層邏輯的。首先，孩子認為性別轉變是TA個人的事，但實際上對父母來說，他們得承受孩子從一個兒子變成一個女兒，或者反過來，這是一件沖擊力很大的事情。這件事和父母也是有關的，不單純就是一個人的事。第二，我們應該把家庭宣教放在前面，我們希望父母能更理解這件事，用一種積極的態度去對待。但如果沒有這一步，你越過父母去變了，很可能一輩父母就跟你斷絕關系了，這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如果你現在很難跟父母溝通，我可以通過我們的醫療服務幫助你，去讓父母了解這個事情，讓他們更多站在你的角度上幫助你，豈不更好嗎？

正面連接：在未成年的診療中有沒有比較遺憾的案例？

潘柏林：去年有一個男跨女的孩子來問診，孩子15歲，還沒到使用激素的年齡。父親跟我們的意願是一樣的，說能不能用其他方式緩解焦慮，再耐心等一等，到了16歲再用激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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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勸孩子，讓TA先用一段時間青春期阻斷治療，當時已經聯系好內分泌科的醫生，准備啟動治療了。孩子也能聽明白，只是輕輕問了一句，是不是真的不能先啟動激素治療了？我還是按照流程回答了TA，孩子沒有任何抗爭，接著就去做檢查了。

直到兩天後，孩子的父親給我打電話，說很遺憾孩子不能過去治療了，因為孩子一天前自殺了。

我當時很震驚，馬上又給他打過去，也不知道說什麼好，整個團隊都很難受。同時我也感到奇怪，因為孩子好像並沒有那麼激烈的反饋。孩子已經15歲了，就差幾個月時間。

回頭我們也開始反思，有些人群往往一天都不能等，任何決策肯定都是不完美的，到底怎樣才合適，或者說我們要不要做那麼嚴格的年齡規定？能不能針對這些情況，大家多學科討論一下，根據實際情況再來定，是不是這樣會更清楚。

潘柏林正在接診

人和自己的身體的緊張關系

正面連接：跨性別治療有沒有痊愈一說？

潘柏林：跨性別治療的目的是改善自我接納，減少性別焦慮，跟疾病痊愈概念不一樣。我們是改善TA的自我接納度，而不是改變身體的任何病理狀態。我們只能說最大程度幫助TA緩解焦慮，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的焦慮是一直都緩解不了的。

我們得理解，它跟治療高血壓是不一樣的，如果血壓超過140/90，就必須得用降壓藥把它降到正常水平，這個是完全由醫生決定你的治療方案。

但跨性別不是這樣子，我們會在探索的基礎上，跟據來診者自己的體驗，一起商量幫助他們的方法。在探索過程中，醫生扮演著一個協助的角色，告訴你有哪些選項，什麼是非醫療的，什麼是醫療的，效果能達到什麼程度，風險是什麼……到最後還是你自己決定要不要用這個方式。

因為他們身上沒有任何需要強制糾正的病變，他們的身體是正常的。

正面連接：探索是指什麼？

潘柏林：這個“探索”是指：我們會給TA一套題，讓TA在一定時間段內反復確認自己的答案，看對方性別不認同的程度和廣度，到底不認同多長時間了，帶來了多大的焦慮。比如，TA對身上每一個性征，接納程度怎麼樣；如果進行改變，對改變後的樣子，要承受的社會壓力有沒有足夠的理解。

探索具體做多長時間，我們會根據初次面診的情況做一個判斷，比如說來診者已經過了青春期，對這個問題看得也很明白，或者已經體驗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確定這個治療是適合TA的，這個探索時間就可以很短。

目前我們做的一個特別大的科研課題，叫做“自我探索課”。就是研究一套課，讓你更清楚更准確的對自己有一個判斷。這套題不會要求來診者在一天內完成，我們需要TA在一段時間內反復驗證題的答案。

感受是最不會欺騙自己的，你是不是為某個方面持續焦慮，這個是最直觀的。心理學上對焦慮有個很成熟量表，但它是評估整體的焦慮狀態，而我們會直接問來診者對具體對某個方面的不接納程度，0分是完全不接納，10分是完全接納，大概評一個分。三個月後再評一下，如果持續都是很低分，對方又有改變的願望，我們就可以給TA一些醫療建議。

比如一個人不喜歡自己的喉結，今天不喜歡，過了一個星期，一年，還是不喜歡，而且這種不接納是越來越嚴重的，以及，TA對喉結去除手術各方面的風險都了解得很清楚，那我們就認為TA對這件事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

另一方面，還有社會對你的看法，你行使社會功能的難度，比如上廁所去哪，變過來以後原來認識的人怎麼看你，都是需要考慮的社會壓力。這個標准完全看來診者自己的判斷，每個人所處的環境都不一樣，我們只能告訴TA需要考慮哪些問題，真正決定的過程還得自己完成。

跨性別治療“治”的是什麼？

正面連接：您是如何了解到跨性別這個群體的就醫需求的？

潘柏林：2005年，我還是個年輕的整形外科醫生，第一次在醫院接觸到了所謂的變性手術，我就找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獻，那時候跨性別群體還有個很古老的名字，叫做“易性癖”。（後更名為“易性症”，指渴望以與自己的指派性別或稱生理性別不同的另一種性別生活並為人所接受的心理現象。）

當時我是住院醫生，做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者提到過激素治療，我在同行中問了一圈沒有人知道。從那時候我就意識到，針對這一類人群的醫療，肯定不止一個手術那麼簡單，他們需要一個全方位的診療，包括心理、內分泌、嗓音轉變、家庭宣教、輔助生育，等等。手術只是其中一個手段，它還涉及很多需求。

打比方說，男跨女的手術，我們現在能做的是陰莖陰囊切除，再給TA做一個陰道，陰蒂和陰唇也都做出來。但是不是TA就能完全接納自己了？可能對大多數跨性別者來說可以，因為外觀看起來已經很像了，也可以去派出所改身份證性別了。但也有人不滿足，TA說我沒有子宮，生不了孩子，也有人會說，我的前列腺還在。這是特別深層的男性器官，對於女性外觀沒有任何影響，但TA就會覺得這個東西還在，自己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女人。當然，切除前列腺不是我們的常規項目，一般來說沒有必要。

還有，比如男跨女做性別重置手術之後下腹疼，醫生一看是個女性，就想會不會有婦科疾病的問題，但這個時候TA是不願意告訴醫生自己是個變過來的人，所以對跨性別女性來說，常規醫療也是一種考驗。如果常規醫療也在我們團隊進行，他們就會舒服很多，不用解釋太多。

也有男跨女對自己的身高不滿意，一米八幾，覺得太高了，我們會給TA做心理疏導，或者指導對方通過服裝搭配，充分利用你的身高，看起來更女性化一些。我們也有專門負責形象氣質設計的醫生，就像設計師一樣。

我們定義我們的醫療項目叫“性別工程”，這是一項需要多學科共同參與的工程。

正面連接：您的團隊是如何組建起來的？

潘柏林：2015-2016年我就開始琢磨這個事情了，逐漸想我一個人肯定是不行的，還需要其他專業來參與，有一個多學科協作的團隊。迫在眉睫的是內分泌科，負責激素治療這部分。很偶然的機會，我在醫院的音樂社團活動上和一個內分泌科的醫生聊起這件事，他對這個專業很感興趣，很快他就成了團隊重要的成員。後來我又找了一個心理方面的醫生，最早團隊只有我們三個人。整個過程是從2016年到2018年。

因為性別重置手術它不只是一個手術，包含很多項目，從頭到腳都有。我們北醫三院整形外科的特點就是專業化，每個醫生都有自己的專業。我們就找了幾個專業醫生，有做會陰的，有專門做胸的，也有專門做面部的，我們加在一起，隊伍就比較壯大。現在我們團隊核心整形科醫生越來越多了，年輕的醫生對這個也挺感興趣。

到現在核心成員大概有7個人，再加上周邊的（其他科室的）醫生得有十幾個人，已經達到一個MDT的基本配置——MDT的意思就是分步驟多手段進行協作醫療。

正面連接：跨性別醫療都有哪些治療手段？

潘柏林：我們有一個順序，先從沒有風險和代價的非醫療手段開始，比如通過跟理解的人傾訴，減輕點壓力，或者多關注學習和工作，轉移注意力，沖淡這方面的關注。再或者通過改變外觀：衣裝、化妝、頭發等等，打扮成認同的性別的樣子。

如果這些方式能幫助到來診者，那當然是最好的，沒有任何醫療介入，也就沒有任何風險。如果這樣不行，我們再考慮用醫療的方式。

醫療的方式分為激素、手術、嗓音治療等等。

激素治療對於男變女有幾個效果，第一個就是胸部可以發育，其次皮膚會變細膩，體毛減少，性欲和勃起頻率降低，睾丸體積也會下降，肌肉線條變柔和，體脂重新分部，從一個男性身材逐漸變成女性身材。激素在女變男的效果就是讓月經停止，肌肉變強壯，體毛增多等等。

那麼手術部分比如男變女，就可以做面部女性化手術——割雙眼皮，下頜角變窄，人中變短，嘴角上提，嘴唇變得飽滿等等；其次是喉結，這也是男性的特征之一，可以考慮做喉結縮小手術；再往下是胸部，如果對方希望有胸，就可以做隆胸手術；最後是下體，把陰莖、睾丸、陰囊切掉，做個陰道出來。

女變男的手術一般很少涉及到面部，通常是做乳腺切除，乳溝乳暈縮小，然後是下體，把子宮、卵巢、陰道去除，再做一個陰莖。這些都是成熟的手術項目，除了手術和激素之外，還有激光脫毛、嫩膚、美白等醫美項目。

所有的項目都根據對方不接納自己的方面來選擇，而不是都必須做，也沒有一個特別的先後順序。

正面連接：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成功案例？

潘柏林：大部分人做完治療後精神面貌肯定都會比以前有明顯改善。有一位女跨男做完手術以後，找了個女朋友，兩個人都算是做了下體切除手術，然後TA也提早做了凍卵，自己找了途徑，真要了孩子，一家三口生活很和諧。我們都很替TA高興。

這樣的例子不少，最終通過手術，順利改變了身份，找到合適的工作，實現了他們這個群體中所謂的“過關”，以一種全新的身份面貌來融入這個社會，跟過去徹底說再見了。很多人會把手術那天作為自己的生日或者紀念日。

正面連接：近幾年，關於心理性別為女性的跨性別者是否應該去女衛生間、能否參與女性體育賽事，網絡上有很多爭論。您對此怎麼看？

潘柏林：這其實超越了我們醫療的范疇了，確實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從我個人觀點來看，如果原來是一個男性，通過醫療變成一個女性後，去參加女性的體育項目，甚至說不一定進行了醫療，只是更改了性別信息去參加這個項目，確實可能會有一些不公平的存在。但如果不讓這個群體去參加，從社會的角度好像又剝奪了他們獲得這些賽事資格的權利。所以如何去界定，是一個需要很深入探討的問題，恐怕不是我們做醫療的人能夠決斷的問題。

如果在一個很松的地方，TA只要說我認為我是女性，我就能進女廁所，確實會有風險，肯定也不太合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設立第三性別廁所，這是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了。但沒有這麼好的條件的情況下，確實也很難辦。

跨性別門診多學科討論案例現場

“很多人問，潘醫生你有孩子嗎？你孩子要變你怎麼想？”

正面連接：跨性別門診的醫生和其他科室醫生有什麼不同之處？

潘柏林：其實我們跨性別門診的醫生每個人幾乎都是一個心理咨詢師，要照顧對方的情緒，用語也得相當小心，都會事先學習一套語言標准，有些話是絕對不能說的。比如“變態”，“變性人”，“XX癖”，“疾病”，這些還是比較容易想到的。如果你看到一個來診者的身份證是男性，就說“小伙子坐下來“，這也是不友好的。

除了醫學專業的知識，我們還必須要對跨性別群體和跨性別醫療有足夠的了解，一個定義叫“多元文化勝任力”，就是你你能理解性多元文化，能夠准確的跟跨性別者溝通、准確用語，包括給他們出治療方案。我們會有相應的培訓，一般來說一年有一次研討會，會有國內外的感興趣的醫生過來參會，另外我們的社群也每年都會組織一次線上的培訓會。

目前還沒有官方的跨性別醫療的資質認證，這需要一些過程，我們希望它逐漸變得更加體面一些。跨性別醫療項目本身還是一個新鮮的東西，醫學院裡沒有這個專業，教材裡也沒有，甚至現在協會的設置當中也沒有。

但現在已經逐漸在做這方面工作了，去年成立了第一個性別醫學的行業協會。2022年出版的《易性症多學科診療專家共識》，這是國內第一個有關跨性別診療的規范性文件，上面有整個診療流程，怎麼去探索，激素該怎麼治療，手術該怎麼做等等。

國際上還有個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叫WPATH，1979年就成立了。這個協會定期出一份指南，規格比《專家共識》要高，是建立在循證醫學基礎上做的，剛才提到的一些流程，就是依據這套指南。最新出的指南是2023年的第八版。

正面連接：作為跨性別門診的醫生，您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哪裡？

潘柏林：近五六年，跨性別者的來診人數每年以60%的速度在增長，去年我們接診的跨性別患者大約1500人次，人數大概是800多位。其實兩年前門診就已經非常飽和了，一個醫生肯本看不完，後來就發展成4個醫生，依然還是很滿，很難掛到號。

現在跨性別門診有4位醫生，一周有5個半天的接診時間，分布在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每個半天最多時候接診二十多位，少的時候也有十二、三位，即便是時間比較充裕的情況，平均每個來診者只有15-20分鍾，是不夠的。如果家長和孩子一起來的，一講就要一個小時，才大概能講明白。

接診造成的壓力我還是能承受的，畢竟這麼多年了，有心理准備了。我的焦慮更多在於發展方面，我們經營這樣一個邊緣化，不是所有大眾都能認可的專業。我們在一條別人都不走的路上，在摸著石頭過河。

很多人問，潘醫生你有孩子嗎？你孩子要變你怎麼想？甚至有一些還挺不好聽的，覺得潘醫生自己也有問題。這些我都經歷過。有的同行也不理解，你有這麼多賺錢的專業可以選，為什麼就做這個？團隊其他醫生，其實同樣也面臨著類似的壓力。

有時我甚至在考慮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團隊要不要定期的也做一些心理咨詢，緩解一下工作中帶來的壓力，有點類似每個心理醫生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詢師。

正面連接：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將“易性症”去病化，如果國內也如此，跨性別門診是否存在被取消的可能？

潘柏林：我覺得不會，你看我們美容門診，也不是看病人對吧？有這方面醫療需求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們提供醫療幫助。美容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變得更好看，倒不如是為了更接納自己，跨性別者也一樣，我們都是用醫療技術手段，在幫助這些需要的人去更好地接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