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清北商科毕业生求助“救命稻草”(图)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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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