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著不是為了拖動鎖鏈，而是為了張開雙翼(圖)

2024-05-02 | 來源: 余傑/上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我動身的時光，祝我一路福星罷，我的朋友！天空裡晨光輝煌，我的前途是美麗的。不要問我帶些什麼到那邊去。我只帶著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雖然間關險阻，我心裡也沒有懼怕。旅途盡頭，星辰降至。

泰戈爾

我將美國視為彼岸，抵達美國十年之後，寫了《此心安處：美國十年》一書，記述了在美國開啟人生下半場、重新確認坐標和身份的過程。此時此刻，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移民潮愈演愈烈——僅僅講述我自己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多逃離故土的流亡者的故事需要被講述。於是，就有了這本《活著就要RUN》。RUN是英文“跑”的意思，在中文網絡上又被以諧音翻譯為“潤”，習近平暴政下，關於如何移民、如何逃出中國的討論被稱為“潤學”，“潤學”是當代中國無與倫比的顯學。

這本書描述了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流亡。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寫過一篇名為《多彩的流放》的小說，寫二戰期間逃亡到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難民的故事，“這是個無邊的奇跡，我簡直看不夠他們，他們自己從我閱讀和向往的文學園地的曙光裡走出來。我把他們視為是值得期待的社會秩序的先知，這個秩序由公正、平等、藝術、人際關系、勇氣和慷慨組成。他們中的每個人——比利時人、法國人、德國天主教徒、德國社會主義者、德國猶太人、捷克人——都是一本我想從頭讀到尾的書。”有多少流亡者的故事值得他人閱讀呢？文學史家勃蘭兌斯指出，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深刻不安的文學。同理，流亡者也是一群深刻不安的群體。那麼，流亡者能將這種深刻的不安轉化成源源不斷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創作出光彩奪目的文學藝術作品嗎？同時，也讓自己的生命在由陌生而熟悉的新的土地上如深夜的星辰般閃耀？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此心安處是吾鄉”，克服鄉愁，戰勝悲苦，獲得心靈的充盈、安寧、快樂與幸福？

本書所寫的流亡人士，以文學家、藝術家和人文學者為主，兼及少數政治活動人士。很多人於我而言亦師亦友，我研讀過他們的著述，也曾跟他們做過交流與訪談，故能寫出他們在原鄉與異鄉之間的生命流轉，在棄絕與尋覓中的心靈軌跡。上部“中土乃惡土”講述華語文化圈的流亡故事。以時間而論，大規模的流亡潮發生在當代史上的四個重要時間節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席卷中國；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文革暫告結束；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二零一二年習近平上台以及二零二二年中共二十大開始全面法西斯化。

以地點而論，我特別關注作為流亡之島的台灣和作為流亡之城的香港，以及兩地“風水輪流轉”的“雙城記”。告別白色恐怖、實現民主化的台灣，由流亡者的中轉站和淒風苦雨中的“亞細亞的孤兒”，鳳凰涅槃，成為亞洲乃至全球民主自由的燈塔及良善的力量，“外省人”在地化，其第二代、第三代確立台灣人的身份，願意“同島一命”，用生命捍衛土地和自由。一喜一悲——香港淪為一座被惡魔攻破的“逃城”，不能繼續庇護流亡者，就連本土香港人亦被迫踏上漫漫流亡路。“城猶如此，人何以堪”，移居台灣的香港詩人廖偉棠卻仍相信“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只要人還在。

以人物而論，本書用一整章篇幅寫的人物有：達賴喇嘛、台靜農、殷海光、王鼎鈞、倪匡、傅聰、沈元、高爾泰；用一整節或半節篇幅寫的人物有：王韜、梁啟超、胡適、張君勱、張愛玲、余英時、張大千、陶百川、痖弦、齊邦媛、薩孟武與彭明敏（師生）、左舜生、張國燾、新儒家諸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馬思聰、林風眠、關愚謙、韓秀、馬德升、遇羅錦、齊尊周與齊家貞（父女）、張戎、鄭念、李存信、胡娜、方勵之、嚴家祺、蘇曉康、高行健、哈金、廖亦武、巫寧坤與巫一毛（父女）、伊力夏提、陳光誠；用至少一整段篇幅寫的人物有：屈原、李白、蘇東坡、張岱、朱舜水、劉紹唐、郭廷以、黃艾德、史明、廖偉棠、林夕、黃國才、鄧小樺、李怡、陶傑、金鍾、莫熾韜、張崑陽、戈揚、王若望、李志綏、高文謙、孟浪、劉賓雁、木心、北島等；其他簡略評點的人物更超過一百位。他們逃離的路線錯綜復雜，從中國逃到香港、台灣，往往還有二次流亡；逃離的方式驚心動魄，有人用鞋油將自己塗抹成黑人的模樣，有人使用他人的護照出境，有人在蛇頭或黑社會的幫助下偷渡。他們看似被故國和故人唾棄，千夫所指，身敗名裂；卻昂首挺胸，笑傲江湖，在風雨中擁抱自由。

流亡者的是非成敗，不會轉頭即空。他們大都保持和升華了文學藝術的創作力，也找到了“吾心安處”，流亡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他們留下的每一個足跡都有意義，他們看過更圓的月亮和更壯闊的風景，遇到過更貼心的同伴和更美妙的故事。高行健說：“這是一段流浪，一種自我解脫。最好獲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條通向自由的新道路，為我的創作尋找新的主題。”哈金說：“應該接受自己的邊緣性，正是這個邊緣性使流亡作家區別於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獨特的抱負。”廖亦武則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幹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

本書之下部“世界是我家”講述全球范圍內的流亡故事。以時間而論，從古希臘到古猶太，放逐與自我放逐一直是英雄和先知的專利。到了近代，雖然大航海和全球化時代來臨，路上和海上交通更容易，但民族國家成形，國境上建起圍牆和鐵絲網，出國和進入別國需要護照等旅行證件，流亡反倒變得更不易。一戰、二戰及冷戰三個時間節點帶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有時是整個種族和整個階層被連根拔起，拜“現代性”所賜，“大屠殺”和“集中營”成為籠罩在移民（難民）頭上的烏雲。

以地點而論，我特別選擇斯大林模式的蘇俄、納粹德國及史塔西控制的東德、“血色大地”中東歐這些極權肆虐、流亡者前赴後繼的地方來重點書寫，流亡者多產之地還有暴君輩出的拉丁美洲、亞洲的越南和朝鮮、土耳其及西亞諸國、非洲大陸等地。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勒在詩歌《我怕故我寫》中寫道：“這裡不是我的家/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是他/把槍口對准人群/是人群/把他槍斃/這就是滴血的神跡……家/就是我行走的路途/在沒有上帝和天使護衛的行程中/我就靠天邊外的一片彩雲活著/我不能不把它畫下來/掛在床頭。”毫無疑問，“哪裡有西奧塞古/哪裡就是異鄉”，可置換成“哪裡有暴政，哪裡就是異鄉”、“哪裡有暴君，哪裡就是異鄉”……這是對形形色色的獨裁者和獨裁政權的拒絕與反抗。在獨裁國家，唯有獨裁者活得滋潤快樂，其他人都是卑賤的奴隸，“如果一位獨裁者在頭腦中需要一個家鄉的話，那麼它只能是：蔑視人。……為了他自己作為統治者能夠病態地自尊，獨裁者狂熱而不顧一切地蹂躪著國家和人們”。暴政和暴君張牙舞爪的地方，對自由人而言，不是故鄉，不是家，是必須逃離的“垃圾場”和“瘋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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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物而論，用一整章篇幅寫的人物有：納博科夫、艾因·蘭德、布羅茨基、米沃什、馬內阿；用一整節篇幅寫的人物有：但丁、聶魯達、馬奎斯、拉波尼奧、康拉德、喬伊斯、奈波爾、阿多尼斯、庫切、魯西迪、褚威格、湯瑪斯·曼、保羅·策蘭、漢娜·鄂蘭、卡內蒂、昆德拉、赫塔·米勒；用至少一整段篇幅寫的人物有：塞米斯托克利斯、亞裡士多德、奧維德、夏多布裡昂、斯塔爾夫人、奧茲、雅瑞珥·薩巴爾、卡彭鐵爾、科塔薩爾、克莉絲蒂娜·佩裡·羅西、曼波·賈爾迪內裡、莫亞、阮志天、金翠、阮越清、黃長燁、張振成、樸研美、李𬀪瑞、庫忽瑪、阿契貝、古納、戈爾基、薩拉赫、別爾嘉耶夫、舍斯托夫、雷馬克、利翁·福伊希特萬格、塞德爾、赫雪爾、比爾曼、格魯沙、扎加耶夫斯基、博羅夫斯基、科爾奈等；其他簡略評述的人物亦超過一百位。

他們在更加廣袤的天地中流亡和漫游，穿梭於多種迥異的語言和文化之間，他們用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和經歷流亡，巴拉圭流亡作家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說：“我不能去抱怨……流亡生活帶給我的除了對暴力和人類價值失落的憎惡，還有對普遍人性的理解。流亡給予我一種視角，以這種視角我可以以他者的觀點來看待我的國家，並因為那裡發生的巨大不幸而活下去。”只有身在別處，才能對原來隸屬的土地、族群和文化做出最徹底的批判和反省。

很多流亡者在移居地取得了在出生地無法想像的成功。他們不再是“寄生蟲”、“流氓”、“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的走狗”，而是諾貝爾獎得主、藝術大師、學術巨匠。即便只是將自己“歸零”的普通人、體力勞動者，亦可活得問心無愧、堂堂正正。納博科夫說：“在美國，我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感到快樂。正是在美國，我擁有最好的讀者，他們的心靈與我相遇。在美國，我心智上有回家的感覺，美國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二故鄉。”米沃什說：“在困境中，一個作家的質量便取決於他騰空跳躍的能力，取決於跳板給他的反彈力量。”他將自己視為一個在“荒原”上尋找出口的人，即便其努力失敗、被人視為“怪胎”，此種努力“不僅是最為理所當然的，還是可敬的”。

很多人未能“潤”出牢籠。殷海光從中國逃亡到台灣，卻又被幽禁在孤島台灣，他的特務環伺的家是孤島上的孤島，他憂憤成疾，英年早逝；沈元是天縱奇才，史學大家風范初見雛形，在現實生活層面卻是不諳世事的書呆子，裝扮成黑人闖入非洲某國駐北京使館，為此付出生命代價。他們未能逃出生天，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現實太殘酷。

我在書中質疑的“失敗的流亡者”是另一個層面的成敗：他們的肉體已“潤”出中國，精神卻未離開，就如同哈金使用的比喻：很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像天上的風箏，看上去飛得很高很高，下面的線卻仍掌控在放風箏的人（共產黨）手中。他們沒有張開雙翼，身後依舊拖著沉重的鎖鏈。此類失敗者遠比成功者多。

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創作和思想，自流亡之後就停止了。他是被“中國的良心”這個宏大敘述壓垮的（他以為中共政權在六四屠殺之後兩三年就會垮台，他就能載譽歸來，但此後中共迅速站穩腳跟並經濟高速發展，此一事實給他以沉重打擊），實際上，沒有人能充當“中國的良心”，每個人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劉賓雁與被譽為“俄國的良心”的索忍尼辛一樣，終身都在此一“神光圈”中打轉，未能善用流亡的命運開創一段嶄新的人生。同為流亡作家的蘇曉康在一篇紀念劉賓雁的文章中指出：“對賓雁，無論歐陸古典、英美氣象，仍不過是西洋鏡，他卻只惦念江東父老。與其說中國的百姓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更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裡摘除出來。”

詩人顧城“潤”到新西蘭激流島，用他自己的話講，幹了很多事情——從原始的采摘，采野菜、海菜吃，到種菜、養雞，算“農業”；還養過羊、兔子，賣雞蛋、買雞肉春卷，進入“畜牧業”、“商業”；再回到藝術創作，進入本行“文藝事業”，寫作，給人畫像。他似乎可以自食其力了。然而，他卻因為“女兒國”的烏托邦破滅，悍然殺死妻子，也殺死自己，留下孩子孤苦伶仃地在人間。在人心的深處，有不忍和殘忍，也有悲哀和狂喜。如傅雷給傅聰的家書中所說，先做一個人，再做一個音樂家；詩人也當如此——先是人，再是詩人。可惜，顧城將秩序顛倒了，以為詩人就可以殺人。

北島有一首名為〈在路上〉的詩寫道：“我調整時差/於是我穿過我的一生。”在現實中，他反其道而行，因為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擦肩而過”是他的錯覺，其實距離是“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他對西方由仰慕變成滿腔憤怒，將手表調整成北京時間，戴上紅領巾登台——戴紅領巾是必須的舉動，是北京要求的“投名狀”，由不得他推三阻四。北島戴上紅領巾那一幕，宣告了流亡的終結和詩人之死。流亡詩人李笠曾在北島與布羅茨基會面時充當翻譯，發現兩人無話可談，這次不歡而散的會面折射出兩人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別。

李笠認為，兩人的差別在於“三觀”。布羅茨基奉行“寧做自由社會的失敗者，也不做專制社會的成功者”的原則，無疑是在流亡之浩海中的游泳人，把流亡當做自己的家，選擇寧可作自由國家的失敗者（當然，布羅茨基取得了理所應當的成功），也不做專制國家的成功者，體現了屈原式的精神境界。北島則相反，他不能忍受孤獨，因為孤獨是掌聲和鮮花的天敵，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只要有鮮花和掌聲就好。北島寫過一首詩“只有改變背景/你才能夠返回故鄉”，但最後他在背景沒變的情況下，返回故鄉。

李笠感慨說：“流亡是一面鏡子，它使一個人活得更加自由，讓人去求索，明白自己的遭遇，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流亡讓你匿名，成為大海裡的一塊石頭。沒人為你獻花鼓掌，把你當作明星。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語言之外，一無所有。你很可能淪落為北島們那種自言自語的顧影自憐。流亡，說到底，就是當一個失敗者，因為自由高於一切。做一個自由人，又擔心失去鮮花和掌聲，是多麼分裂，可悲。”

如果不能刮骨去毒，空間上的流亡無法帶來精神上的自由。詩人宋琳說過，真正的流亡，一個人就是一個種族。以此與所有流亡者共勉，讓我們都用生命來寫流亡的故事，這個主題無窮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