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不是为了拖动锁链，而是为了张开双翼(图)

2024-05-02 | 来源: 余杰/上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在书中质疑的“失败的流亡者”是另一个层面的成败：他们的肉体已“润”出中国，精神却未离开，就如同哈金使用的比喻：很多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像天上的风筝，看上去飞得很高很高，下面的线却仍掌控在放风筝的人（共产党）手中。他们没有张开双翼，身后依旧拖著沉重的锁链。此类失败者远比成功者多。

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的创作和思想，自流亡之后就停止了。他是被“中国的良心”这个宏大叙述压垮的（他以为中共政权在六四屠杀之后两三年就会垮台，他就能载誉归来，但此后中共迅速站稳脚跟并经济高速发展，此一事实给他以沉重打击），实际上，没有人能充当“中国的良心”，每个人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刘宾雁与被誉为“俄国的良心”的索忍尼辛一样，终身都在此一“神光圈”中打转，未能善用流亡的命运开创一段崭新的人生。同为流亡作家的苏晓康在一篇纪念刘宾雁的文章中指出：“对宾雁，无论欧陆古典、英美气象，仍不过是西洋镜，他却只惦念江东父老。与其说中国的百姓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更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

诗人顾城“润”到新西兰激流岛，用他自己的话讲，干了很多事情——从原始的采摘，采野菜、海菜吃，到种菜、养鸡，算“农业”；还养过羊、兔子，卖鸡蛋、买鸡肉春卷，进入“畜牧业”、“商业”；再回到艺术创作，进入本行“文艺事业”，写作，给人画像。他似乎可以自食其力了。然而，他却因为“女儿国”的乌托邦破灭，悍然杀死妻子，也杀死自己，留下孩子孤苦伶仃地在人间。在人心的深处，有不忍和残忍，也有悲哀和狂喜。如傅雷给傅聪的家书中所说，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音乐家；诗人也当如此——先是人，再是诗人。可惜，顾城将秩序颠倒了，以为诗人就可以杀人。

北岛有一首名为〈在路上〉的诗写道：“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现实中，他反其道而行，因为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擦肩而过”是他的错觉，其实距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他对西方由仰慕变成满腔愤怒，将手表调整成北京时间，戴上红领巾登台——戴红领巾是必须的举动，是北京要求的“投名状”，由不得他推三阻四。北岛戴上红领巾那一幕，宣告了流亡的终结和诗人之死。流亡诗人李笠曾在北岛与布罗茨基会面时充当翻译，发现两人无话可谈，这次不欢而散的会面折射出两人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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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笠认为，两人的差别在于“三观”。布罗茨基奉行“宁做自由社会的失败者，也不做专制社会的成功者”的原则，无疑是在流亡之浩海中的游泳人，把流亡当做自己的家，选择宁可作自由国家的失败者（当然，布罗茨基取得了理所应当的成功），也不做专制国家的成功者，体现了屈原式的精神境界。北岛则相反，他不能忍受孤独，因为孤独是掌声和鲜花的天敌，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只要有鲜花和掌声就好。北岛写过一首诗“只有改变背景/你才能够返回故乡”，但最后他在背景没变的情况下，返回故乡。

李笠感慨说：“流亡是一面镜子，它使一个人活得更加自由，让人去求索，明白自己的遭遇，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流亡让你匿名，成为大海里的一块石头。没人为你献花鼓掌，把你当作明星。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语言之外，一无所有。你很可能沦落为北岛们那种自言自语的顾影自怜。流亡，说到底，就是当一个失败者，因为自由高于一切。做一个自由人，又担心失去鲜花和掌声，是多么分裂，可悲。”

如果不能刮骨去毒，空间上的流亡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自由。诗人宋琳说过，真正的流亡，一个人就是一个种族。以此与所有流亡者共勉，让我们都用生命来写流亡的故事，这个主题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