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華人CEO天團刷屏啟示藏在他們的共性裡

日期: 2025-04-09 | 來源: 外灘教育 | 有0人參與評論 | 專欄: 加州 | 字體: 小中大
3月18日，陳立武（Lip-Bu Tan）被正式任命為英特爾新任首席執行官。

自此，美國四大芯片巨頭，英偉達、AMD、博通和英特爾，均由華裔掌舵。

華人終於在科技圈站上了牌桌中央。一時間，朋友圈、行業群、家長圈炸開了鍋：

“硅谷華人的‘竹子天花板’破了？”

“硅谷華人斗不過印度人的歷史，被 AI 時代終結了？”

“這算不算中式教育的勝利？”

這些判斷看上去順理成章，但還不夠接近真相。

拉開時間軸，去看這四個人的成長路徑，會發現事情遠比“出身華裔”復雜得多：

有人少年離鄉，語言不通；

有人空降危局，九死一生；

有人在科技創業的浪潮裡跌過跟頭；

有人十幾年如一日地蟄伏在“非主流”賽道裡。

他們的共通點，不是光鮮起點，而是能從偏見中殺出、從泥沙中翻身的能力。

或許更准確地說，這一波“華裔掌舵人”的刷屏，與其說是某種教育模式的勝利，不如說是一群人穿越不確定性後的偶然匯合。他們的故事，也許更能回答另一個我們關心已久的問題：

在這個變化越來越快的時代，一個孩子究竟需要具備怎樣的底色，才能從容穿越技術周期，走得遠一點？

硅谷華裔天團，從左至右依次為：英偉達的黃仁勳、AMD的蘇姿豐、博通的陳福陽、英特爾的陳立武

AI 時代

技術是硬通貨

連續錯失關鍵技術節點、市場份額被對手蠶食，曾經半導體霸主的英特爾，正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此時任命陳立武，外界普遍認為，是英特爾在校准方向：工程優先，客戶導向。

陳立武在半導體與投資兩端都打過硬仗，既懂技術，又通市場。

而這也是“半導體四大天王”的第一個共通點：都深耕技術，憑專業從業，最終走上決策高位。

陳立武19歲從南洋大學畢業，學的是量子物理，之後又在麻省理工攻讀核工程碩士，轉行商界前，還拿了舊金山大學的MBA。

黃仁勳本科在俄勒岡州立學電氣工程和計算機，研究生階段進入斯坦福，繼續深扎電氣方向。

蘇姿豐則幹脆把“電氣工程”一路讀穿：本科、碩士、博士，三段學位都在 MIT 完成。

陳福陽是麻省理工的機械工程出身，連讀本碩，工作幾年後又轉入哈佛商學院，獲得MBA。

專業各異，但方向始終明確：技術是他們職業路徑的起點，也是一以貫之的核心。

在 AI 逐漸取代“常識”的年代，技術能力不僅關乎一個人能否入場，更關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規則制定。

這也為“華裔 vs 印裔”的老話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過去，“華裔高管斗不過印度裔”這句話，並非沒有依據。印度裔在硅谷的崛起，的確得益於其語言、文化適應與溝通能力上的天然優勢。

但在 AI 正重塑權力結構的今天，技術硬通貨的價值被重新放在了核心位置，也許剛好踩在了華裔最擅長的節奏點上。

現在，美國許多人工智能初創公司都至少有一位華裔創始人，比如Scale AI 的 Alexandr Wang，Perplexity AI 的 Johnny Ho，Cohere 的 Ivan Zhang等。

從左至右依次為：Alexandr Wang，Scale AI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Johnny Ho，Perplexity AI 聯合創始人、首席戰略官；Ivan Zhang， Cohere 聯合創始人

在這個“先問技術，再談領導力”的時代，能不能把技術吃透，越來越成為一道門檻。從這一點看，STEM 學科依舊是理解世界最有效的路徑之一。

根據美國智庫Macro Polo的最新報告，2022年，全球頂尖 AI 研究人員（NeurIPS入選論文作者）中，47%在中國接受本科教育，遠超排名第二的美國（18%）。

Macro Polo《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蹤 2.0》報告截圖

布魯金斯學會分析指出，這與中國學生的數學教育密切相關，尤其是線性代數，這是人工智能的基礎。2020-2023年，人工智能連續三年成為中國最受歡迎專業，與此同時，美國最受歡迎的本科專業仍是“商科”。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顯示，2020-2023年，大多數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不達標，該委員會將此稱為“STEM人才危機”，呼吁迅速改善學生STEM教育。

從這個角度看，咱們“學好數理化”的老話，正在迎來前所未有的優勢期。

在AI時代，扎實的數理基礎和勤奮踏實的態度，成為了技術門檻的一部分。那些早年的刷題和反復演算，雖然看似枯燥，卻為理解復雜系統和解決工程難題打下了基礎。在需要快速吸收新技術、解決新問題的今天，這種扎實功底成為了成功的關鍵。

當然，僅有這些遠遠不夠。

東西教育合璧

唯有“能卷+敢闖”者勝出

在這些“半導體四大天王”的成長歷程中，除了扎實的技術功底，還有另一個共通點：他們都經歷過東西方教育的深度交融。

蘇姿豐和黃仁勳都出生於中國台灣台南的中產家庭，很小便移民美國。順便提一句，兩人還是親戚，雖然兩家並不常有往來，但在科技圈，這段親戚關系常被人津津樂道。

盡管兩人的學校教育基本在美國完成，但他們都將自己的童年形容為“典型的亞洲成長環境”。

黃仁勳的父親是化學工程師，母親是小學教師。父親到紐約參加工人培訓項目後，就下定決心以後要送孩子到美國接受教育。從此，母親每天堅持教孩子們學習英文，為他們去美國做准備。

她會從字典裡隨意選十個單詞，讓黃仁勳和哥哥拼寫並解釋含義。黃仁勳說，雖然母親不懂英語，無法判斷他們是否答對，但正是父親的夢想和母親對成功的渴望，造就了他們今天的成就。

蘇姿豐的母親是會計師出身的企業家，父親則是統計學家。從小，她和哥哥就被鼓勵學習數學和科學，七歲時，父親就開始考她乘法表。

陳立武也曾形容自己的母親“虎媽”。家裡五個孩子，全都是學霸。

出生於馬來西亞華人家庭，在新加坡長大，陳立武的父親是《南洋商報》主編，母親則是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宿舍舍監。

盡管陳立武作為家中幼子，成長過程中受到了相對放養的對待，但父母依舊堅持將他送入新加坡頂尖的華僑中學，注重中文教育。陳立武曾提到，母親一度為他英文不夠好而感到歉疚，他安慰她：“華文（中文）教育對我的事業太有幫助。”

這所學校的校友，另一個知名硅谷人物，TikTok CEO 周受資，也是這類教育背景的受益者。（外灘君也曾寫過《Tiktok總裁周受資爆火背後：高質量精英，總是融合了東西方教育的精髓》）

對於這幾位而言，教育的優勢不僅僅體現在學術成就上，更在於他們在這種傳統教育中培養了足夠的自我驅動和超越自我限制的能力。

亞洲教育的理念體系常被批評為過於注重績優主義，容易養出自卑的孩子。然而，正如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所指出的，這在另一個層面也讓他們更有自我超越的意識和動力。

陳福陽是四人中唯一出身“工薪階層”的他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家庭，曾透露父母無力供他上大學。19歲時，憑借斯坦福的獎學金，他得以追尋“美國夢”，所以他一直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善於抓住機遇”。

如果說亞洲教育培養了他們在技術和學術上的深厚積澱，那麼西方教育則給予了他們更廣闊的視野、開放的思維方式。

最顯性的特質就是：一、不接受條條框框的束縛；二、善於拓展人脈。

蘇姿豐開始第一份工作前，她的導師曾給過她一些建議：“盡可能長時間地從事技術工作，一旦離開，你就再也無法保持同樣的水平。”蘇姿豐聽後點了點頭，但她很快證明，導師的看法並非絕對。

對她來說，技術與商業並非必須二選一。那時，候很多人覺得在嚴肅的研究與八面玲瓏的商業之間做出選擇是必然，但她卻選擇兼顧，然後在德州儀器、IBM和飛思卡爾半導體公司擔任工程和管理職位的經歷中，證明了這種選擇的優勢。

說到底，這其實源自對自己充分的認知與自信，而正是這種自信，支撐著他們在不同的領域大膽突破，最終走向了屬於自己的成功。

人脈的積累同樣關鍵。西方社會的網絡關系一直是成功的重要推動力，許多美國華裔的困境也多源於此。而這幾位恰恰在此方面展現了非凡的才華。

讀MIT時，陳立武曾遇到一位公開對中國學生抱有偏見的教授（盡管他本身並不算中國人）。但陳立武憑借毅力和聰明才智，最終改變了教授的看法，贏得了尊重。

2017年，陳立武被評為科技行業人脈最廣的高管

從小習慣在這些真實社會情境中打交道，他們學會了如何運用身邊的人脈資源，這份能力，支撐著他們在復雜的環境中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頂得住風，才扛得起局

那硅谷的“竹子天花板”，真的打破了嗎？

答案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

但正是華裔CEO開始在硅谷嶄露頭角，揭示出了這道無形屏障的深層原因：

長期以來，亞裔職場人士往往被認為有過硬的技術和業務能力，卻在領導力和人際交往等“軟實力”上存在短板。但這種印象，其實是對“領導力”的誤解。這幾位華裔的領導風格並非按西方標准塑造，卻同樣有效。

高盛的一項研究發現，盡管亞裔CEO通常在企業危機期間被任命，但他們仍能使公司業績從落後狀態提升至超越行業水平近50%。

蘇姿豐正是典型的例子。2014年接任時，AMD正陷入財務困境。結果，她不但帶領公司扭虧為盈，還將業務重點從個人電腦產品擴展到了游戲和人工智能等新領域。十年間，AMD 股價已上漲近 50 倍。

數據來源：Google Finance

對她來說，解決難題已經成了日常，失敗的風險也在所難免。既如此，就只需要更"有耐心"：她主張采用"5%領導力規則"，通過持續漸進的改進來克服局限，朝著大目標穩步前行，這不僅更易執行，也能培養團隊充滿活力的文化。

此次臨危受命，出任英特爾CEO的陳立武亦是如此。

2008年，他接管了困境中的Cadence公司。在接下來的12年裡，Cadence股價暴漲3000%以上，陳立武因此還被業界譽為資本與技術雙修的“救火隊長”。

在“竹子天花板”的困境中，華裔領導人往往不得不面對不確定性和逆境的挑戰。這些外部環境給他們帶來了比其他族裔更多的困難，但也促使他們不斷提升適應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在動蕩中找到突破口。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展現出的堅持：蘇姿豐用了十年時間讓 AMD 超越英特爾。而黃仁勳將英偉達從小型初創公司發展為全球巨頭，整整用了三十年。

因此，與其說他們是“華裔卷王”，不如說，他們擁有一種獨特的長期主義底氣，能夠在技術飛速變革和命運的不確定性中穩步前行。

這種心態和能力，正是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的教育智慧。與其焦慮孩子的起點，咱們這一代家長更應該關注的，是孩子能否在這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中站穩腳跟。

所謂抗逆性與面對不確定的能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或許，有時候，給孩子多一些勇氣與彈性，未嘗不可。

陳立武曾分享過一個關於自己童年的趣事。作為家中五個孩子中的老小，他是唯一一個沒有被迫學習鋼琴或小提琴的孩子。也許是父母寵愛，也許是“虎媽”疲於應付，但總之，他擁有了哥哥姐姐們無法享受的自由童年。

他養了150條魚，每條都起名字、放瓶子裡，按“戰斗力”排名。他還收集了75只蜘蛛，用蚊子精心喂養它們。陳立武說，正是這些怪異的興趣，幫助他學會了如何同時處理多項任務，並記住大量人名、公司名。

所以，他特別感激母親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給了他空間，讓他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讓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生長出來。

正是這種“自由的教育”讓他在面對未來的挑戰時，能從容應對並找到自己的道路。畢竟，做一個考試裡合格的人很容易，難的是成為時代裡站得住、走得遠的人。

而這，恰恰需要更深的認知視野、更強的心理韌性，以及一種從容面對變化的能力。或許，這才是教育真正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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